从晚清和民国时代看中国天主教坚决反对毒品的态度
2010-03-12 09:54:02 作者：张多默 来源：《信德报》2010年3月10日，8期（总第403期）
近代以来，鸦片（毒品）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为了扭转其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虎门销烟。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开始，这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56年（清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达到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目的。同时，国内的鸦片种植也日益泛滥成灾，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晚清和民国时代，国内一些地区成为鸦片种植和贩运的地区。而中国天主教会，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鸦片（毒品），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试图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中国天主教的禁毒史，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根据《中国禁毒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内蒙古文史资料》、王守礼的《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王学明的《天主教内蒙古教区传教简史》、雷杰琼的《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天津《大公报》等综合资料，晚清和民国时代，鸦片在一些地区已达泛滥之势。“山西省自清同治年间已栽种鸦片，全山西消耗的鸦片几乎都是当地熬制的”；“内蒙古绥远地区的鸦片种植最早开始于清同治年间”；“陕甘宁等著名产烟区的烟土向内蒙古的包头、归绥等地贩运”；“甘肃省于民国年间广植鸦片，产量甚多，且大半输入察绥、谓之‘凉州贩子’”；“有些陕甘烟土沿京包线向京津等地贩运。参加贩运的除一般鸦片商人外，地方军政人员也插足其间，甚至武装贩运”；“绥远都统蒋雁行，绥远都统马福祥出动军队，从宁夏绥远将烟土运往北京”。鸦片的泛滥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由于鸦片泛滥，吸食鸦片者为了获取鸦片供其享受，采取各种手段如偷盗等，有的甚至走上以抢劫为生的土匪生涯，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
鸦片毒品问题是天主教传教士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鸦片是天主教会最为反对的，“是教会的劲敌，禁止最久，也最吃力。”从传教开始，教士们就严厉禁止种植、贩卖和吸食鸦片。“天主十诫”中的第五诫：“毋杀人”就包含了严禁吸食鸦片的意义，因为吸食鸦片对人的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实际上吸食鸦片等于“杀人”。中国天主教反对鸦片的态度始终如一。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时任甘肃首牧的传教士韩默理（Hamer Ferdinand）积极向罗马教廷传信部请求解决鸦片这一敏感问题的方法。正是在韩默理的请求下，1891年12月29日罗马教廷发出禁令，禁止天主教徒种植鸦片，同时也禁止天主教徒帮助非天主教徒收割鸦片。1865年（清同治四年）圣母圣心会进入内蒙古传教，先后建立了宁夏、绥远、西湾子、集宁、热河、赤峰六个教区。至1940年，这六个教区共有教友212000人。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都有传教士在进行反对鸦片的讲道宣传。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曾使用咖啡或咖啡汁作为催吐剂来拯救吞食鸦片的妇女。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传教士步世明神父（Father Fans De Boeck）严厉谴责下营子种植鸦片的情况。
中国天主教坚决反对毒品（鸦片）。首先，利用弥撒讲道之机，对天主教徒进行禁烟教育。正如王守礼所说：“教士们遵照教廷禁令，更无间断地规劝教友。”第二，在教堂的土地上，严禁种植鸦片，违犯者要受严惩。违犯者不予领圣体。这种禁种鸦片的措施效果十分明显。据王守礼《边疆公教事业》第92页载：“西湾子禁烟的效果十分突出。由张家口出大境门，入东山沟，在春天的时候，整个山谷所见到的无非是烟苗。”而西湾子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走过九十里，景色就不同了，那里有一片绿色的田庄，接着还有红白的花草，这就是西湾子教民耕作的田地”。可见，在西湾子教民的土地上，完全没有种植鸦片的现象。第三，严禁教友贩卖鸦片，违者被驱逐出教。第四，积极支持中国政府的禁烟运动。传教士们除了利用宗教力量开展禁烟行动，还积极支持中国政府的禁烟行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中国政府颁布的禁烟令就是在传教士的推动下出台的。
1924年（民国十三年），天主教上海会议召开。这是继1628年（明崇祯元年）天主教嘉定会议，1688年（清康熙八年）天主教广州会议之后，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三次代表会议（又称中国教务会议）。全国49位主教，48位会长出席，会议由中国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主持。根据1854年（清咸丰四年）和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罗马教廷两次重申禁令抵制鸦片。
黄河河套地区是传教士禁烟效果最好的一个地方。从1875年（清光绪元年），传教士到那里传教开始，到1925年（民国十四年）为止，教堂的土地上从来没有过烟苗。而且，在教堂村庄，公开吸食鸦片的现象是绝对没有的，因为有传教士的严密防范。1925年（民国十四年）以后，由于教会的土地被军阀和民国政府没收，传教士的势力受到限制，因而罂粟不但有着普遍的种植，并且吸食鸦片者，亦逐渐公开起来。1934年雷洁琼随平绥沿线旅行团到绥远考察，她看到在小巴拉盖村的土地上“种鸦片的也不少。”这种情况正是在教堂土地被没收之后出现的。传教士对此也无能为力。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权强迫人们种植鸦片，因为西湾子和集宁土默特旗的传教士反对种植鸦片，曾有好几次受到日伪政权方面的恫吓和威胁。传教士们反对鸦片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有的传教士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1924年，绥远都统马福祥纵容部下发动兵变，杀死了在固阳县查禁鸦片较为认真的传教士。（长沙《大公报》1924年1月15日）
在晚清和民国时代，中国天主教坚决反对毒品。进入21世纪的中国，某些地区黄赌毒泛滥，禁毒形势非常严峻。天主教会应该继承先贤遗志，积极配合政府，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毒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根据《中国禁毒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内蒙古文史资料》、王守礼的《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王学明的《天主教内蒙古教区传教简史》、雷杰琼的《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天津《大公报》等综合资料，晚清和民国时代，鸦片在一些地区已达泛滥之势。“山西省自清同治年间已栽种鸦片，全山西消耗的鸦片几乎都是当地熬制的”；“内蒙古绥远地区的鸦片种植最早开始于清同治年间”；“陕甘宁等著名产烟区的烟土向内蒙古的包头、归绥等地贩运”；“甘肃省于民国年间广植鸦片，产量甚多，且大半输入察绥、谓之‘凉州贩子’”；“有些陕甘烟土沿京包线向京津等地贩运。参加贩运的除一般鸦片商人外，地方军政人员也插足其间，甚至武装贩运”；“绥远都统蒋雁行，绥远都统马福祥出动军队，从宁夏绥远将烟土运往北京”。鸦片的泛滥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由于鸦片泛滥，吸食鸦片者为了获取鸦片供其享受，采取各种手段如偷盗等，有的甚至走上以抢劫为生的土匪生涯，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
鸦片毒品问题是天主教传教士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鸦片是天主教会最为反对的，“是教会的劲敌，禁止最久，也最吃力。”从传教开始，教士们就严厉禁止种植、贩卖和吸食鸦片。“天主十诫”中的第五诫：“毋杀人”就包含了严禁吸食鸦片的意义，因为吸食鸦片对人的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实际上吸食鸦片等于“杀人”。中国天主教反对鸦片的态度始终如一。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时任甘肃首牧的传教士韩默理（Hamer Ferdinand）积极向罗马教廷传信部请求解决鸦片这一敏感问题的方法。正是在韩默理的请求下，1891年12月29日罗马教廷发出禁令，禁止天主教徒种植鸦片，同时也禁止天主教徒帮助非天主教徒收割鸦片。1865年（清同治四年）圣母圣心会进入内蒙古传教，先后建立了宁夏、绥远、西湾子、集宁、热河、赤峰六个教区。至1940年，这六个教区共有教友212000人。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都有传教士在进行反对鸦片的讲道宣传。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曾使用咖啡或咖啡汁作为催吐剂来拯救吞食鸦片的妇女。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传教士步世明神父（Father Fans De Boeck）严厉谴责下营子种植鸦片的情况。
中国天主教坚决反对毒品（鸦片）。首先，利用弥撒讲道之机，对天主教徒进行禁烟教育。正如王守礼所说：“教士们遵照教廷禁令，更无间断地规劝教友。”第二，在教堂的土地上，严禁种植鸦片，违犯者要受严惩。违犯者不予领圣体。这种禁种鸦片的措施效果十分明显。据王守礼《边疆公教事业》第92页载：“西湾子禁烟的效果十分突出。由张家口出大境门，入东山沟，在春天的时候，整个山谷所见到的无非是烟苗。”而西湾子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走过九十里，景色就不同了，那里有一片绿色的田庄，接着还有红白的花草，这就是西湾子教民耕作的田地”。可见，在西湾子教民的土地上，完全没有种植鸦片的现象。第三，严禁教友贩卖鸦片，违者被驱逐出教。第四，积极支持中国政府的禁烟运动。传教士们除了利用宗教力量开展禁烟行动，还积极支持中国政府的禁烟行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中国政府颁布的禁烟令就是在传教士的推动下出台的。
1924年（民国十三年），天主教上海会议召开。这是继1628年（明崇祯元年）天主教嘉定会议，1688年（清康熙八年）天主教广州会议之后，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三次代表会议（又称中国教务会议）。全国49位主教，48位会长出席，会议由中国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主持。根据1854年（清咸丰四年）和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罗马教廷两次重申禁令抵制鸦片。
黄河河套地区是传教士禁烟效果最好的一个地方。从1875年（清光绪元年），传教士到那里传教开始，到1925年（民国十四年）为止，教堂的土地上从来没有过烟苗。而且，在教堂村庄，公开吸食鸦片的现象是绝对没有的，因为有传教士的严密防范。1925年（民国十四年）以后，由于教会的土地被军阀和民国政府没收，传教士的势力受到限制，因而罂粟不但有着普遍的种植，并且吸食鸦片者，亦逐渐公开起来。1934年雷洁琼随平绥沿线旅行团到绥远考察，她看到在小巴拉盖村的土地上“种鸦片的也不少。”这种情况正是在教堂土地被没收之后出现的。传教士对此也无能为力。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权强迫人们种植鸦片，因为西湾子和集宁土默特旗的传教士反对种植鸦片，曾有好几次受到日伪政权方面的恫吓和威胁。传教士们反对鸦片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有的传教士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1924年，绥远都统马福祥纵容部下发动兵变，杀死了在固阳县查禁鸦片较为认真的传教士。（长沙《大公报》1924年1月15日）
在晚清和民国时代，中国天主教坚决反对毒品。进入21世纪的中国，某些地区黄赌毒泛滥，禁毒形势非常严峻。天主教会应该继承先贤遗志，积极配合政府，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毒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