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背景对信仰及福传的影响

二、东方文化背景及信仰

    亚洲是天主教信仰传播较晚的地区，中国接受天主教信仰则更晚。虽然在唐朝时候，有景教传入我国，但是，真正接受并传播开来已经是清朝时候的事情了。反思亚洲文化，普遍受中国儒家思想和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独一善的文化。古代哲人们认为，人性本是善的，因此才有《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论调。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人后天因原罪而来的自私、贪欲、邪念等本性。这些都是导致人犯罪的根源所在。中国谚语中说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暖饱思淫欲，饥寒起盗心”等，就是这种人性思想的真实写照。
    当然，我们的文化里还是有不少好的道德哲学，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本善，荀子主张本恶。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趋势，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其出发点都是好的。
    儒家思想，在孔子时代已经有“天”的观念，只是到了他的门徒曾子手下，儒家思想才成为一个近乎完全的人道主义思想。只注重人伦理中的道德义务，尤其是孝道。事实上，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不仅在推动中国人道主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上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道家严格来说，已经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属地性较强。道家从不疲倦于告诉人们无目的性、无用性和弃世的消极思想，他们的理论在人们看来一点也不实用，对生活无所作为。但是，道家讲究“无”是为更大的“有”。因此，道家所宣的“道”是不可见的，不可听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决定的，不可领会的。道家提倡通过默想生活，实现人应该怎样在世界中引导自己。有人说到：“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这样看来道教信仰更像是一种生活艺术，对生命的终极却是显得模糊。
    佛教最初由印度传入我国，其影响甚广。佛教的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生命的改造有鼓舞作用。但它致命的缺点在于否认上主，它相信世界在自身之外没有别的作用，并没有神圣创造主使我们存在。在“四大皆空”的灵性生活下，人完全可以靠自己守意顿悟，即可实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理想自救。
    世界不会因自身的原因存在，同样，人不靠外力的帮助也不能实现拯救。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多元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些近乎完整的哲学体系和宗教思想，关闭了思想者的大门，小到关闭心门，大到关闭国门，排他性较强。而人们在一种前脚进佛堂拜佛，后脚进道观烧香的自由主义支配下，形成了一种“信神神不在，不信也不怪”的自由思想，其目的只是为自己遇到困境时祈求神的帮助，而不看其本质。这样就形成了我需要一个什么神就造一个什么神，大神、小神多神并存，人人只为自己升官发财保平安的自然宗教。这种只为自己，自以为是且极具排他性的思想反倒阻碍了对真理的认识。助长了对他人冷漠，夜郎自大的骄傲思想，有些人甚至提出人定胜天的谬论。
    “存在就是合理”。我无权评说上述思想和宗教的是非曲折，其闪烁的精华对人类的改造和社会的进步还是起了不少积极作用。优秀的中华民族被世人称为礼仪之邦，还是值得我们为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引以自豪。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文化为什么没能促使我们建成一个良好的道德社会，反而世风日下，人情冷漠？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人性中罪性的反思与批判，或者反思与批判的很不彻底。虽然，人性促使人们从古到今一直追求神的帮助，但是，并没有真正领会到爱的真谛，人不认知天主自然也认识不到自己的罪。人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好的，一切以我为中心，由此掩盖了人罪性的滋长。就连在教育孩子时，都处处表现出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培养方式。如：在小孩子跌倒时，大人不仅要去扶起来，还要哄着：“是什么东西磕疼了我的宝贝！”，还要打那东西几下。其实这样会让孩子从小有一种心理，不管是出了什么错，都怨别人，都是别人的责任。无形中为孩子长大后接受新的东西，包括天主的信仰，设置了障碍。欧美人不这样，孩子摔跤了，那是他自己不小心，是他的责任，自己爬起来，摔痛了，下回就应该知道注意了。这样就强调了人性中的不完美，让孩子从小就认识到自己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要注意改正，无意间为接受天主的信仰奠定了基础。
    基督教文化从批判人的罪性入手，让信基督的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完美极容易犯错误的人，要时常醒悟，悔改；人与人之间要友爱互助，如同天主爱人一样，爱自己的亲人、邻人、陌生人甚至仇人，达到上爱创造生命的天主，下爱天主所创造的一切生命，以保持生命原有的和谐和统一，用爱完成对生命的拯救。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却是那样的复杂又具一种自以为是的成功。这无疑为接受天主的福音带来一定的困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