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上了首都师范大学政教系（实际上的哲学系），我们学习西欧哲学史，有一些批判天主教的课程，当时对宗教的态度变成了憎恨，尤其是当时对我的信教家庭感动厌恶。

杨神父：疫情期间，首先，教会的宗教生活受到了限制，从四旬期第二主日开始，所有教堂全部关闭。教区主教为了照顾教友们的牧灵需要，要求各堂区神父每主日，甚至每天开办网络弥撒。

因为这里珍藏着举世闻名的意大利国宝，也是基督宗教的宝中之宝，主耶稣基督的殓布。在这殓布上，印有主耶稣基督的圣容。我渴望瞻仰主的圣容。

是年7、8月间，有处州、青田、温州的青年，陆续到栅桥学习教理，参加宗教礼仪活动。从此，台州神父与各地教友关系日益密切。故此神父不辞辛劳，常往各地施行圣事、开神功。

更让人惊讶的是，就连当时的宗教领袖都没有认出“天主子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不同的祈祷意向和态度，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上海教区在神父、修女、修士和骨干教友的培养及再培育工作中，必须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原则，这也是上海教区发展的必由之路。

基督宗教神学和灵修始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基督徒的灵性生命是由基督神学来引导，并与其相互呼应；另一方面，神学又是源于基督徒实际灵修生活经验的一个反省与总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很快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上海教区的教务活动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张家树主教等从长远考虑，把培养年轻一代神职人员作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事实上，尽管这是个纯宗教的仪式，却不仅仅是天主教会的喜事，因为德肋撒修女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1979年）、二十世纪最受尊敬的人物，她的形象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信徒的范围。

另一个挑战是努力使人正确理解大公运动和宗教交谈，再就是教会与科学的联系。本笃十六世强调若望保禄二世颁布通谕的重要性，他首先称《人类救主》通谕是沃依蒂瓦教宗对基督信仰作的个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