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一批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到一个他们完全陌生而又神秘的国家——中国，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的传教士大都来自欧洲，他们所用的宣讲方法也都是他们本国的方法。

2007年６月调来了一位新神父，他给我们讲道时说，作为一名基督徒，要聆听主的声音，传播主的福音，聆听人间的苦难，分担人间的苦难，像德肋撒姆姆那样，在爱中行走。

徐光启除了周济贫困，还对教会事务密切关注，给出许多建议帮助教会发展，他编撰和修订了很多著作，并将传播赠阅这些著作作为使教会进一步发展的方式之一。

她们无论春秋冬夏，不分酷暑严寒，每主日至少一次来我家传播天国的福音。自此，学到了不少教会要理，认识了天主和他的教会。

教宗最后谈到传播工具的角色说，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召开了真正的大公会议，可是也有用政治眼光看待这一事件的媒体诠释的大公会议。在媒体看来，大公会议是一场政治搏斗，是教会各派间的权力争斗。

公元3至5世纪间，不少聂斯多略派（景教）基督徒匠师为逃避迫害和寻找避难所而选择前往中亚，他们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装饰元素，这些都对中亚本来多元的文化和艺术传统注入新风，这些新文化很快又沿丝绸之路传播。

教宗结束《三钟经》时说：「我们必须感谢传教士，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宣告了福音，传播信仰的种子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教宗方济各对今天基督普世君王节的讲道，集中在我们信仰的根基。

播种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传教士长途跋涉来到了新疆，在一望无际的瀚海之中，传播基督的福音。由于封建制度和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传教事业倍加困难。

他们怎样千辛万苦把基督的福音传到这里来，而且与时俱进，尊敬圣女小德肋撒，我们羡慕他们那“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罗10：15）现在一切条件都已改善，可我们是怎么福传的呢？

（宗6：3）从而使福音得到了有效传播：天主的道渐渐发扬，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司祭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