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教宗保禄六世在1964年11月21日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与会神长致词时，确认了此称衔，并规定“广大基督子民，今后得以此至甘饴的名号，称誉天主之母之尊荣”。

嘉禄·富高的平信徒经历，预示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代的到来；他感知到平信徒的重要性，并认识到福传需要依靠天主的全体子民。但我们怎样才能增加这种参与度呢？

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是以来自华盛顿的神父轮流主持的祈祷开始，两院都设有专职神父为议员们服务。每届会议期间，国会议员还组织祷文与《圣经》研读小组进行活动。许多州议会也有类似的安排。

可见圣经与圣体二者共同维护及滋养我们的超性生命，梵二大公会议也说：“就像因经常参与圣体奥迹，教会的生活得以增长，同样，也由于加倍仰慕‘永远常存’的天主圣言，精神生活必可获得新的鼓舞。”

教会在本质上即带有传教特性，因为按照天主圣父的计划，教会是从圣子及圣神的遣使而发源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件《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这是教会特有的恩宠及使命、她的最深的特征。

本著这信德的精神，枢机团召集选举教宗会议；我们来自不同的经历和路途，把选举新的伯多禄继承人、罗马主教的心愿放在天主的手中。

1978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共产政府对天主教持更开放及容忍的态度，1980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安排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第三次会议，做出以下决定：　　「为了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继承宗徒传教事业，适应中国圣教会的需要

曾经他是一个害怕离开家乡的人，但却终身奉献给台湾。他说：人生的意义，就是减少别人的痛苦，增加别人的喜乐。

我的思想很复杂，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单纯，我唯愿和你结合，作终身的搏斗，使我所承载的这个当代文明的重负也能获得赦免。至于我，只是你胜利的标记。在我信仰之初，天主就简单直截地向我显示了他的临在。

耶稣的门徒生活不是临时的情绪反应，而是终身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