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对父亲不满，会向祖父告状，我们教会也有上级，我们可以向主教反映神父的情况，但这种反映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确定要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而不是表面的假象，不是道听途说，不是因涉及到自己的利益而泄私愤

张昶神父已是古稀老人，像慈祥的祖父，更像真诚的朋友。他知识渊博，说话谦卑而又和蔼，从没听到他训斥人，责备不懂教理的教友，或指责不守教规的教友。

舅老爷家这边我母亲的两个姨都是在家守贞的，而且村子里大多数都是教友，而外祖父那边整个村子都没有教友，舅老爷家这边担心母亲长期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会从小得不到信仰的熏陶培育，因此就让母亲带着她自己的小弟弟几乎长期居住在舅老爷家这边

清人黄安涛的《戒赌诗》把赌徒们数落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了：“已将华屋付他人，哪惜良田始祖父。室人交啼泪如雨，典到家时衣太苦。出门郎又摇摊去，厨下无烟炊断午。”

曾祖父蒋光煦、祖父蒋学的学问道德，在当地皆有口碑；堂兄蒋复璁，更是博学强记，著作等身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后任台北中央图书馆馆长兼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对中国图书目录学、考古学多有建树

老家原来是个大家族，祖父与二伯公两支分别信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两个支派都枝繁叶茂，加以现代化发展，子孙四处迁徙，到了我们这一代不相闻问了，更何况我信的又和他不一样。亲人相见当然还是非常熟络。

据《人镜》记载，清代有一位寒门学子姓韩，祖父和父亲均有好生之德，护生惜灵之心尤为真切。

在外祖父张守身敬主爱人的教育下，奠定了她一生的信仰基础。在上个世纪兵荒马乱的四十年代，嫁给我父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豆公集上有一座相当规模的天主教堂。

母亲是幸运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竟做出了一个超人的决定--让母亲到外边去上学。他用独轮车推着女儿到三十里外濮阳县基督教创办的学校去读书，那时候母亲才十二岁。两年后毕业回家。

事实上，教宗方济各马上打电话给荣休教宗：这像是家里有一位祖父、一位智者。教宗方济各立即把本笃教宗的临在视为无价的礼物，就像一位刚当选的贤能主教，发现他的荣休主教能提供睿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