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文化领域，这个领域尤其在西方国家受到俗化、享乐和消费主义的侵袭，但在对人的关注方面有了积极变化。重要的是也要接近无信仰的人，请他们参与类似外邦人庭院这样的活动。

「你们要致力从事赋予生命意义和根基的活动﹐反制肤浅与轻松的消费主义！你们都同样置身在另一个诱惑之下﹐也就是金钱﹐这专制的偶像制造盲目﹐终究使人心窒息。

他说：“我们万不能因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没有奉天主教时，便把它看作‘魔鬼之国’，因此以为它没有文化，或者以为它是异教主义、异教国家，所以一来就是鄙视它，以为不值得研究，甚至于越快消灭它越好。

这样，他们所做的都要变成空洞的积极主义。”这是教宗在旧厄廷的圣妇亚纳圣殿中举行玛利亚晚祷会时向修会人士和修生们说的。

伦理道德观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藏传佛教的轮回、业报等观点以及相关的神灵鬼怪驱魔打鬼仪式及许多宗教仪式都是天主教所反对的，而这些观点和仪式又都在藏区深入人心，成为藏族文化的特色，传教士们在传教的过程中，采取排他主义

『我碰到一个案件』的措辞太过教权主义。这种措辞贬低天主圣爱的具体程度，将人贬低为一个『案件』，并会使人置身事外，不弄脏手，作出一种乾净、优雅，又没有危险的牧灵工作。」慈悲赐予尊严。

儒家的超越进路确实存在菁英主义以及包容而非严厉的品格，与之相比，基督教的超越性则显得更为典型，但这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成立。

这些不同的文字表达，说明了宗教公益事业不止体现出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跨宗教的大公主义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教宗借用一句谚语说，“光明源自东方，奢华和消费主义起于西方”。东方的智慧不仅攸关知识，更涵盖时间和默观，有助于帮助过于匆忙的西方社会停下和观望。“东方能够以超越的目光来观望”。

梵二文献《大公主义》法令承认，大公运动乃是「因圣神的感动」而兴起（1号）：圣神是「教会合一的原因」，祂「执行不同的恩赐和不同的职分」（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