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美德两国的圣言会接替美国本笃会，掌管了辅仁大学的事务，凭着德国人的出面，在抗战期间，未迁校的辅大不但可以不悬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课本，还吸纳了不少无处可去的知名学者执教，声势大涨，这不能不说是陈垣与教会合作的一段黄金时期

基督教在亚洲的发展，在韩国是最快的，在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起不来。为什么？因为传统文化的土地没有受到伤害，很强，基督教代替不了。日本的神道教，大和民族的魂在那里代替不了。

1582年3月，范礼安自日本抵达澳门后，立刻采取果断的行动，把干扰罗明坚(RuggieriMichele,1543-1607)贯彻执行其政策的澳门耶稣会长调到日本，并请耶稣会总会长不要干涉这些决定。

1937年日本侵华，八年的暴行使全国绝大部分修道院解散。1947年几经周旋，历尽艰辛。谢播德神父来到上海，上海教区于斌大主教祝圣晋升铎品。

后来，在二次大战中，福拉乃甘神父到日本和亚洲战场去宣传他的人道主义，又收养了许多不同国家的战争孤儿，其中一些来自亚洲战场。

我五、六岁才会说话，八、九岁才上学，一生是战争、苦难不断，没上过中学和大学，只能靠自修，最后竟能到日本完成博士学位，这是要很下苦功的。

每年暑期村里干部都组织公费外出旅游，去日本、四川、云南等，而这时又是教会培养孩子们信仰的最佳时期，每次他都毫不犹豫地放弃旅游，而选择继续忙碌。

1952年圣方济沙勿略修会离开了中国大陆，前往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传教：日本、印尼、巴西、狮子山国、刚果、孟加拉、布隆地、喀麦隆、查德、莫三比克、哥伦比亚、墨西哥、美国…，未包括说中文的地区

这位教会历史上首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曾渴望到日本传教。

抗日战争时期，印尼华裔神父杨安然修士曾多次往返南充和重庆之间，这位外国传教士受中国抗日的影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十分愤慨，并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寄予很大的同情，继而产生为中国的抗战做点事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