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苦的年头，他外出打工再忙，过年也回来。大年初一，他带着仨闺女来拜年，磕完头，把新衣服换下来，就又带着妻子女儿，出去打工了。四年前，他把老房翻盖一下。前几年，大闺女出嫁了，二闺女和三闺女也长大成人了。

主日进堂的人数也就三、四十人，平日里只有三、五个老教友。此情此景，甚是令人心痛。于是，本想大干一场的田神父有种失落的感觉。之前准备好的一套看似可行的福传方案，根本无法实行。田神父想从学圣经抓起。

老教宗一生为信徒们行降福礼不止千万人众，临终前却独独记得叶先生，记得中国，托人把他常用的一串念珠送到了上海。念珠面前，叶先生不单是虔诚，更多是自豪。

丁松筠（1942-2017）和丁松青几乎是台湾最出名的神父兄弟，他们都是美国加州耶稣会神父，却在年轻时就来到了台湾，服务近四十年。

向社会学，向老神父学，向主教们学，向国内外一切优秀的人学，丰富自己的阅历知识，做一个优秀的神职人员，将来会取得更大的进步。第三，树立法制观念。

事实上他的老姓也不是这个，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因为满人没有传统的中国姓氏，英华只是他的汉族名字，不带姓。整个《百家姓》里就没有用英字当姓的。我这一辈子从未碰到过跟我同姓的人。　　

圣若瑟教堂里还活跃着一支玫瑰福传队伍，其成员都是一些热心的老教友们，他们每天都来到教堂，为那些没有领洗的慕道者和还没有追寻信仰的人们一起公念一分玫瑰经。

一位老教友还坚持每年自费“索阅”10份“信德”，分发给其他教友看，他说：“我不懂得宣讲很多道理，但是我可以提供给他们这份报纸，让他们能更多地认识教会，这也是一种福传啊。”

同时我也要求大家多祈祷，因为最重要的是，和平是天主所赐的礼物，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恳求这恩赐。借着天主的帮助，我们宣扬和平真理以及所做的见证，会格外具有说服力，也格外有启发性。」

我非常庆幸自己是一位天主教徒，我的信仰是母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我是出生在中国大陆最不景气的年代，幼年时正值文革。在我十五岁之前，是绝对没有条件走进教堂的，母亲的膝头就是我和姐姐的第一所要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