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之前，罗马诺·郭迪尼（RomanoGuardini）神父就已省思“科技与人性”，他敦促我们不要为了“保护那注定会消失的美丽世界”而排斥“新事物”，同时，也像先知般警告大家：“我们不断地在变化的过程中

1913年嘉诺撒女修会在蓝头创办一间独立的育婴堂。从此，蓝头逐渐成为了宝安县及周边地区的传教中心。1946年，香港代牧区晋升为圣统制主教区。

教宗方济各上任之后，为了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公益及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他不辞辛劳会见许多世界要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女王等等，并安排了一系列的周游各国的国际拜访

当时在张维笃副院长的领导下，在热诚的爱国主义教育下，我们修院全体150余名师生曾以罢课和绝食等方式来抗议、反对日寇侵略我们国家。

[4]罗马公教会也面临着自圣安布罗修和教宗英诺森三世（1215）以来的新的政教关系模式，即，罗马公教会的教权与世俗的民族国家的王权在司法层面及训导权威与世俗法律权威等关系。

昔有陕西城固县留洋于意大利的刘嘉录氏，因见眉县豹窝山地理环境酷似耶路撒冷之加尔瓦略山，恳求教宗给中国一座朝圣之地，幸获恩准，并经教宗庇护六世恩准，命名为十字山并给予大赦。

最后他领洗加入了教会。武清芬说：从此以后，我福传的脚步更停不下来了，非常感谢神父们给我们传道员创造的机会。

团体深受加尔默罗（Carmel）灵修的影响，寻找在生活中和天主的结合。寻找基督徒的犹太根源是真福团的使命之一，团体一直在研究犹太教的礼仪并与之对话，因此很早就在以色列建立了分院。

妈有天主给加力量，你不要担心。”接着她还给我讲了山西教难中的故事。就这样，母亲仍天天领着我们全家人在晚上熄了灯悄悄地念晚课和玫瑰经。1966年下半年，宗教工作组还没有完全撤退，“文革”就又开始了。

1542年至1549年间，沙勿略一直在印度和摩鹿加群岛传教。一天，他在马六甲海峡遇到日本商人安次郎（音），就向他打听日本的情况，并询问日本人有无接受天主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