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传教，是走家串户地去敲门，进屋就坐上炕头儿。但是在城市里不宜这样做，现代都市接待客人只在客厅里，甚至有的要到公共场所去坐，到外面去喝咖啡。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方豪神父，在他的1947年暑期传教研究会上的发言《立教之道》中，也曾慷慨陈词，据理力驳鄙视我国文化的谬论。

亚松达的生活是信德的生活，成为“圣体”的生活，从圣体的生活中涌流出了服从和传教的动力。

他相信，现在是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最有利时机，“因为我们可以公开地讲信仰和传教。”

可都这样想，谁还当神父传教啊？其实神父的奉献就是妈妈对天主的最大奉献啊！家庭的模范爸爸弟兄三人，妈妈是长媳。在公社时我们一家17口人在一起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人常说，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也开始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客观而公允地来认识和评价西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成就和贡献。西方现有的汉学或中国学，就是由他们创始并奠基的。

自从回到堂区以后，李神父始终保持着神贫克苦的作风，不论出外下会、传教、或家访，他总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教友们誉为“骑自行车的宗徒”，神父穿衣吃饭也是简简单单的，从不奢侈浪费。

张仲军神父，38岁，姊妹四个中排行老大，自小立志跟随基督，初中未毕业就跟着老神父到处传教，后来进了修院，终于圆了神父梦，成为白水堂区建国以来第一位天主教神父。

但是迫害将成为传教和吸引新教友的动力，正如（第二第三世纪北非著名护教学家）戴尔都良所说的名言：‘每次我们遭受大批杀害时，我们的人数就变得更多：基督信徒的血是种籽’”。

潭维新（Noe-JosephTacconi），1873年生于意大利北部巴维亚，为米兰外方传教会会士。他1902年到达开封，1940年67岁退休，回罗马养病，1942年病逝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