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梵蒂冈电台报导，教宗方济各10月14日上午接见了由菲西凯拉总主教率领的出席圣座新福传委员会大会人士。教宗在讲话中提出新福传的三个重点，即见证的首要地位、走向人群的迫切性和以基督为中心的牧灵计划。

文革结束后，在社会百废待兴的重建过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和教会生活恢复过程，至1982年山西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参照行政区划增至十个教区，而且教区名称和教区边界也相应做了调整。

中古欧洲在宫殿之外，还处处有教堂，提醒老百姓知道国家之上还有更大更高者。但在中国大地上，老百姓能看见的最大最高者，只是国家的权力。所以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下意识地存在对国家的信仰。

他回忆说，尤其在1994年，在讨论献身生活和传教的例行主教会议上，菲律宾主教们就批评了初学者的交易，即：外国的修会大量地涌入，在群岛上建立会院，着眼于招收新生，将其移植到欧洲。

在1969年11月14日，美国主教团教义委员会曾发表会报说："在实际上，我们建议主教们促使谨慎的神父们参加神恩复兴。这种参与和指导当可获得圣神同祷会人士的欢迎。

天主教吉林教区牧灵委员会2015年3月23日

（信友怀着颂谢天主之情离去）罗马慈悲禧年专页天主教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及台湾主教团礼仪委员会合译

大约100多年前，在欧洲的国际列车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人在自己的座位上专注地读着圣经，对面一个年轻的大学生问这位老人说：你相信这个吗？老人没有看他，一边继续读着圣经，一边回答说：“嗯，我信。”

抗战期间，中国佛教徒仍有教派之争，新旧之辨，这使它在整体上比较涣散，没有组织，力量不能集中（注：苇舫：《今后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海潮音》第27卷第3期，1946年3月1日。）。

因此信仰佛教、道教的很少，大都信仰民间宗教，欧洲来的天主教、基督新教他们倒愿意接受。所以我们天主教在每个部落中都有教堂。当时佛教也想参与救助，但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