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即将离开澳门时，也许是为了对其有限旅费做些补偿，中国副省会长送给他一匹丝绸和大约两磅的中国香水——这些都是在当时的欧洲很受欢迎的物品。

我们经常忙忙碌碌，即便赚得了全世界，为你丢掉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真值得我们反省。有时花很多钱用在旅游上面，而杨老师全部用在了奉献上，我们应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用屏幕也好，用什么科技也好，是没有用最深的那个生命的层次。比如说，不是在屏幕上画十字的问题，而是我对福音相信到多深？我对耶稣降生成人相信到哪种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了解吗？

拉辛格强调：“当然，对于圣体奥迹不能再增加什么。可是我们要问：圣体圣事的条件是什么？如何去实现这一奥迹？团体不能因着自己而产生圣体圣事。可以说主没有从集会的内部产生圣体圣事。

所有这一切，都给自脱利腾公会议后所形成的大一统且颇有些胜利主义色彩的天主教会，带来了诸多在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方面的新挑战、新问题，然而，教会却没有什么更符合时代特征的语言、思想、做法来应对这一切。

当我以基督之爱化怨恨为宽恕时，我品味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到底基督教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到底基督教是洋教这样的概念是否正确？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基督教？

更让人感动的是，儿子在没课的时候常常去圣堂里，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儿子说：在圣堂里我不说什么，我只是陪着耶稣，感觉很好！看到儿子如此的热心，刘怡倍感欣慰，也为天主赏给了一个这么好的孩子而感恩。

当问及她对这些孩子们有什么期许的时候，高淑玲说：我只管撒种，收获的是天主。高淑玲还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教友。

几年前，儿子魏源也和他的新家迁来芝加哥工作和居住，但生活的重担无法使他对自己的父母和女儿有什么特殊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