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以及当代学者罗伯特·巴罗等人的著作，这一派可以统统归结为“伦理经济学派”。　　

来自山西太原教区北寒堂区的韦贵龙教友，以朴实的语言介绍了该堂区自1996年开始，教友们热衷于福传，如今新教友人数已突破400名的感人事例。

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毋庸讳言，现在日趋一致的发现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与衰落，往往与是否先基督教（指新教，下同）起来密切相关。

兰克以来的一些德国新教学者还把耶稣会看作是天主教反击新教宗教改革的工具[4]。如果这样来看待耶稣会士，那么明清两朝对待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迟疑和反对反倒是有理了。而实际的情况当然不是那样。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气质。我们不会这样看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对于信奉者的经济活动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由于有基督新教的朋友——陕西圣经学校的师生一百余人也前来参加男子篮球友谊赛和女子拔河比赛，因而给本届运动会增添了诸多亮点与特色。

她是位年逾花甲平易近人的基督新教教友，对我拿来的耿老师创作的弥撒歌曲很感兴趣，就这样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邓教授等人的帮助下动起笔来。

这一任务将由继任者肩负，这位继任者不仅将要面对一个性丑闻危机的罗马天主教会，还要应对越来越世俗化的欧洲以及在美国、拉丁美洲以及非洲迅速发展的新教传教运动带来的挑战。

另一位女大学生动情地表达了她的看法：“新教比较简单、朴素、求真，天主教注重礼仪、求美，我信天主教，深深地被她的美所感动。”

可见神父学神学是必须和必要的，而作为一般传道员，虽然我们将面对平民老百姓，但不排除我们会遇到有文化、有知识的外教人或精通圣经的基督新教的朋友。俗语说：“如果你要给人一滴水，则你必须有一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