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柏教授的第一场发言

刚才这位老师说他是外行人，说是外行话。可能我要说一些“内行话”。

我编的历史辞典《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是2013年出版的，可能也是第一次提到文主教还有其他的8位受害者的中文和外文名字。这些在别的中国的著作都没有提到。所以他们的事情，刘国鹏老师也说，一直没有研究他们，他们一直被埋没在那里。我辞典里有他们的名字，但是出于历史原因，没有写他们“被杀”，就写他们“去世”。这个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被杀的一些外国传教士，但是一律不说是“被杀”，只说是“去世”。刘老师刚才也说，日本人长期撒谎，这类的问题也是中国的历史学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肯定地说他是“被杀”的呢？应该说他们是“殉道者”，但在中国的语境中，“殉道者”这个词儿很敏感，所以我书中也尽量回避。

我买了在座的任继远老师的书，这是一个有贡献的著作，就是《河北天主教历史》，而李晨老师关于河北天主教的书也一样，包含很多历史资料，这个历史要写，而且写越来越详细。但是比你们的书还有更厚的，有一个黄光域写的基督新教的资料书，即《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念》，是1100多页，它包括所有基督教传教士的人名，从1807年到1949年大概有1.3万个人！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包括中文和外文的名字，他什么时候来到中国，什么时候去世等等做得非常全面，2017年，今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是非常好的资料，都可以查到。我自己的字典不全，天主教来到中国大概也有1万个传教士，大概5千名外国修女。但是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谁，哪里可以查到呢？你们的书，还有黄光域的资料库，让我感觉到天主教的历史研究要开始走入一个黄金时代。从一个零的状态，能够出现这样的著作，我们会越来越详细的了解到到底有多少个外国人来，到底有多少人在中国牺牲性命。

我想今天“正定教堂惨案”研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是编辞典的人，我不能把一个人提出来，其他人都忘记。还有很多其他被忘记的殉道者，今天说日本人很残酷的破坏教会，我想这句话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重新辨别日本人对教会，对天主教在40年代的迫害到底是多大的。张士江神父来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我可以替那些日本人说话。我不太同意说，日本人特意地，或系统地而且很残酷地破坏了中国天主教。当然，日本人炸毁了很多房物，也杀了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天主教徒，但他们没有毁掉很多教堂，大部分的教堂都是文革毁掉的。日本人到底杀了多少外国神父和中国神父呢？这个要做统计数字，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做过这些统计？我觉得除了今天纪念的那些人物，日本人没有杀过很多外国神父。没错，在抗战和内战时期，有更多中国神父和外国传教士被杀，但不是被日本人杀的。所以在这方面要做一个客观的描述，要拿具体的统计数字来，不可以片面夸大日本人的罪名。

那个时候在中国蔡宁总主教规定天主教只能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而且很多地方的传教士他们都办一些难民营，都没有人提到。我研究的是山东的历史，那些德国传教士，很多地方都办了难民营，很多中国妇女跑到难民营，日本人也不干涉，所以有的传教士救了无数的中国女性和男人的生命，这些可能都没有被提到。除了正定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他们很成功的跟日本人谈判，在山东济宁1930年代有一个德国来的康修士，他在天主教学校当数学老师，有一些女性被日本人抓起来，他就拿着德国的国旗从教堂出来，去日本的司令部，说这是教会的女性，要把她们带回教堂。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可能他对日本人还是比较客气，所以他的谈判成功。这个康修士也是伟大的保护中国人生命的，虽然他没有当殉道者。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惨案，但是除了这个惨案，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案件，可能还要更全面地看。

所以我是反对情绪化的表达，就是说日本人多么残酷的破坏教会等等。这些需要一个个地根据个别的情况来判断。有好几个惨案，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日本人非常残酷的破坏了教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伪满时期的东北，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瑞士人的主教，姓“英”，也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大概是因为他的态度很坚决。我觉得还要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就和我刚才说黄光域的书那样，把所有外国传教士的名字，还有他们来华的时间，还有他们的中文名字，外文名字都罗列出来了，何况是更深入的分析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如果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价和纪念，先要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而这些基本的作业，中国的历史学家都还没有做。当然，为了作这些基本的资料工具书，必须查国外的档案馆，所以先必须学习拉丁语、法语还有其他的外语，才能写这些人的历史。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