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公会议必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主教的普遍参与，一是教宗的认可。那么，1054年以后，参加会议的主教并非是所有主教而是部分主教，如此便不符合第一个条件，这样的会议不应视为大公会议。

虽然是一种批判的眼光，虽然用的资料比较旧，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封闭的状况，不可能找到新的资料，但是标志着一种零的突破，有一个从学术的角度对整个基督宗教历史的审视。

人类的生殖需具天主丰沛之爱的夫妇亲密合作；生命的恩赐必须在婚姻中透过固定而专一的夫妻行为，依据规限他们个人和婚配的律例予以实践。

（1917年书目，附目第801号）　　九、《西学治平》四卷，共十一章，谈王权本原、国体政体，认为专制王国为最善，谈王当有德，应仁慈爱民，行惠中节，用权守法，赏罚必公。

已经失去耶稣的，必须用痛苦和补赎的眼泪去找寻他，借着一个妥当告解，必定能在圣殿中再寻到他。

当时都正在操办杨老师的葬礼，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后来得到牛素青神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把自己在和平堂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道公图书室和接待室。

因此，在我们作为欧洲之外的中国基督徒和学者在纪念发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这一历史性事件之际，完全有必要去弄清楚1517年路德肇始的宗教改革和基督教世界经过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

耶稣会的重大决策也必须由代表大会来讨论，经过充分的讨论而不能达成共识的问题由投票来决定。总会长在进行日常管理时有四位选举产生的修士担任其助手。

三、搞活堂区，不负使命那含泪播种的，必含笑获享收成。(咏126:5）北京延庆永宁耶稣圣心堂是张天路神父服务时间最长的堂区。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最近几年来，一些从海外经过多年学习和培养的神职人员及修女们回到国内教会团体后，因很难找到让自己正常发挥理想和抱负的平台，也只好选择其它的生活及服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