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致函会议主办方。国务卿首先感谢三方共同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并高度评价了组织方的努力：你们深入研究一个非常合时的主题，为千年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灵修遗产相遇而举办这样主题的研讨会。

当日，侯主教在其秘书马英林神父的协助下，即以修会名义起草，并签署了这封信。

从上世纪开始，他们便承受了很大的灾难性迫害，以至于后来便出现了上千位的殉道烈士。总之，韩国的教会是建立在对基督的信德、传教士们的贡献以及平信徒们为信仰而作证的殉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我竟然忘记了，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记得在康复医院时，陈志江神父堂区的一位台湾教友经常来探望我，为我祈祷，还送给了我一本《新约圣经》。现在想想，我那时也是靠着《圣经》坚持了下来。

她是位年逾花甲平易近人的基督新教教友，对我拿来的耿老师创作的弥撒歌曲很感兴趣，就这样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邓教授等人的帮助下动起笔来。

它成立于90年代，当时只有几十位教友，近十年来，特别是保禄年之后，随着福传的深入开展，教友人数上升至200余人。在聚会点接待我们的是几位女教友。

每个天主子女的生命，在基督内，借着基督，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所有其他基督徒弟兄的生命相联系，彼此活于基督奥体超性的合一共融之内，犹如在一个奥妙的位格内一样，《天主教教理1474》

一八七二年八月五日，在意大利北部摩尔尼斯村以圣女玛沙利罗为首的十五位女青年在鲍思高神父领导下穿上会衣，成为首批母佑会修女。一九二二年，她们便秉承会祖传教热忱，慷慨地抛下故乡及亲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我们提前三小时到车站，枢机亲自向票务人员划位，其实枢机「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座位问题，但他不愿麻烦人。在高铁上，枢机交给我他细心校对过的书稿，那叠小小书稿述说单枢机九十年的生命，仿佛快速变化的窗景。

马格洛大娘领会到他的意思，一声不响，走了出去，不大一会，主教要的那三副刀叉，六件银器，在三位进餐人的面前齐齐整整地摆出来了，在台布上面闪闪发光。次日破晓，卞福汝主教在他的园中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