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教宗方济各强调没有本土化，就没有福传；天主子民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来理解福音。作为耶稣会士，他的这种福传思想根植于教会实践，同时也打着深深的耶稣会传统的烙印。

因此，我们通过研讨会与他们进行对话实属意义深长，这样我们也可以与他们分享“本土化”的含义及其蕴涵，这当然可以反映他们对于中国化的某些考量。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国化对于他们的含义。

往往不是采取本土化的方法，而是移植和强制推行已有模式的草率做法—例如欧洲模式，对原住民缺乏尊重。

总之，越南教会的发展很有起色，一方面得益于天主教会本土化工作的扎实推进，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很好地调动了广大教友们的福传热情。故事之三：圣召培育越南各地的本堂神父们很有牧灵创意。

从1919年教廷发布夫至大通谕，到1963年梵二公约之后，圣乐本土化倾向已经成为在华天主教宣教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天主教音乐仍以延续民国时期的教会音乐为主。

田磊神父文化互融这个词来自台湾赵一舟神父，何光沪教授也写过一篇文章，对比本地化本位化本土化境遇化本色化等这些词，基本上这些词都有一些历史过程。

刘继同还指出，《通知》不仅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同时预示着有宗教背景的孤残儿婴收养工作的转型、升级和改造，无论是流程、管理还是资金等方面，都将更加现代化、专业化和本土化。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来理解。

坚持走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发展的道路，明确管风琴在教会礼仪中的重要性，倡导唱诗班和管风琴的发展，以音乐会的形式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已成功举办了三届。

更最重要的是，各国基督教都是通过积极推行教会本土化的方式存在的。事实上，基督教得以流行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传统和圣经原则与本土文化完美结合的结果。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神恩的本土化，圣召的辨别，候选人的筛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的挑战，在政府机构中有更公平的代表性，更广泛地说，这是在教会结构中的挑战。对以上这些情况，人们要求教宗提供一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