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跟老伴说：‘你看咱奉献了一个女儿，却得到了这么多女儿。’”李立贞的女儿是“中华圣母会”的修女，她在这里感受到了教会大家庭的温暖，感谢天主能住在这样一个老人院。

一如耶稣会中华省会长李骅神父所言：“虽然他的身躯静躺在菲律宾的耶稣会墓园，他的心却始终紧紧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连在一起。”

洒血时要用牛膝草可能源于其净化的象征（比较肋14,4.6；14,49.51-52；户19,6），在忏悔圣咏51,9祈祷者呼求：求你以牛膝草洒我，使我皎洁；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还要白。

据曾经照顾郭神父两年之久的李霞修女回忆，郭神父虽然年老体弱，但一般很少与其提及死亡及临终。

(Shanghai:T’useweiPrintingPress,1927),Pg.43]故此，虽然名义上称之为修院，但实际上也只是李神父以师徒制方式教授学生。

[22]周学健语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1-122页。李著不慎将桑及其同事误当作耶稣会士，将黄安多和谈方济误为多明我会士。

正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

徐光启之后，中国人李天经和传教士罗雅各（JacquesRho，1590－1638）、汤若望（Jean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以及后来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

对于日本的这一国策，很多中国人都有清醒的认识，敌人的侵略手段卑劣万分，而极其可耻的莫过于企图利用宗教以割裂我民族（注：李济深：《民族复兴与宗教复兴的关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2期，1939

上迄罗明坚、利玛窦，下至李问渔、黄伯禄的书都能找到。有不少竟是中国天主教文献学大家徐宗泽神父未曾提到过的。捧着这些珍本，手却在不听使唤地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