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与单枢机一起工作时的场景，古教授记忆犹新，后来我在台湾大学，他生病以后，台湾大学有一个通式教育，也就是一个素质教育的讲座，邀请他来，他很爽快答应了。

由于我们身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使我们的信仰不能深深扎根，信德不能得到健康成长。今天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欲横流，我们的信德因此受到冲击，并流于形式。

在「堂区」这个空间里，可以实现与不同宗教信仰及不同文化的人士相遇的「教育」。堂区团体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成为一个友善好客的场所，大家在这里分享经验和才能。

他们虽从事各项教育和照顾贫病的工作，却不以这些活动为生活的首要目标。因为诚如《天主教法典》所强调的，默观天主的事理，殷勤地在祈祷中与天主结合，是所有修会会士第一和主要的职务（663条1项）。

1966年我还在蒙特娄的耶稣会初学院专务神修，朱神父当时在芝加哥罗耀拉大学攻读教育和社会心理学，刚好抽空到蒙特娄拜访，我被指派接待他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邀请他到我家。

在那些身为同性恋是一种罪行以及教育女性、使之成为领导者是一种异端的国家，人们如何倾听他的话语也许具有改变这些文化的力量——在这些文化中，天主教是一股不断增强的力量，甚至可能是一股具有解放性的力量

顺治的童年是在缺少父爱、亲情以及必要的约束中度过的，冲龄即位、君临天下、九五之尊都使得周围的人很难对小皇帝进行规劝，而心怀叵测的摄政王不让顺治上学，则使得顺治不可能及时得到教育及修身养性的熏陶。

我生在一个热心的教友世家，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常常听父母讲起神父、修女的神圣生活，我也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好榜样。

19世经中叶，法国刚刚开始工业革命，那时有很多的农民到城市里寻找工作，他们生活很苦，由于生活的忙碌与艰苦，有很多人没时间进堂，因此很多小孩也不能接受教会的教育。

培育传道员的工作可以由各教区自己去做，也可以交给各大神学院去做，但目前全国各大神学院都有所顾虑，他们的教育方式还没有突破传统，因而，各地教区自己发起或许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