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童年时代，在徐汇类思小学读书时，每年的圣周四下午，我们信教学生都要列队去徐汇大堂观看濯足礼，先是在学生中选出12人，代表12宗徒，坐在大堂中央的一排椅子上，由主祭司屈膝为他们逐个用水洗足擦干，并送上每人一件小礼物

我10岁开始上学读书，因家境贫穷，交不起学费，但因天主的福佑，念小学、中学、中技的学费全部免交，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和平县工作。大约工作半年后，被调回四川乐山585所支援三线建设。　　

但是，有些父母固守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老观念。孩子能否成才，考试分数已经成了唯一的标准。父母应该明白，孩子的明悟、智慧和聪明首先是来自于天主，如果得不到天主的祝福，单靠人有限的能力很难成就。

爹妈没有文化，却培养了孩子们都能读书识字。爹妈把那么厚一本老式《圣教日课》一字不差地熟记于心，玫瑰经、苦路经、圣月里的各种经文，我看着经本都会念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无法想象。

南方伯铎主教回忆起他1982-1986年在佘山修院读书时，王琳医生是如何关心他们这批大龄修道人。即使1986年这位神长晋铎离沪回粤后，王医生夫妇仍然书信关心他。

疑问来了——　　论环境，明代松江府是个小地方，和几百年后的国际大都市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论出身，徐光启家境并不好，父母是耕田的农民，就指望着他读书中举光耀门楣。

不过，随着读书、参加工作，一直生活在那种环境里，渐渐地我就淡忘了自己的信仰。文革后，因为工作需要，我的工作频繁调动，再没有机会参加宗教活动。好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父母及妻子的信仰一直都没有动摇。

姥爷尽管是长子，但木讷老实，不喜读书，与他能干的弟弟们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姥爷不为他父亲所喜，只是让他去放羊。婚后的日子很艰辛。姥姥自小在兰州城长大，留一双小脚，只在家中做针线活儿，从未做过农活儿。

因小学在董家渡公教进行会办的学校读书，常常到堂区唱经、辅祭，姚神父认识了慈幼会的神父，也认识了圣鲍思高。

他们都在天主教学校读书。我以为这是我对孩子们的责任。但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谈天主，也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祈祷。老实说，我的信仰只是表面化，而不是出自内心。甚至有一位教友和我说，耶稣没有实际临在于圣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