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一位大学时期熟识我的神父邀请我去保定参加神恩避静，他见我后说：你内心苦毒抱怨太多，使你不能跟圣神相遇，你办一次告解吧。听到苦毒两个字时，伪装的坚强破碎，我哭着办了一次告解，真正地将自己放空。

创难民救助上海模式　　饶家驹神父1913年来到上海，共在上海生活了27年，担任过徐汇公学、震旦大学的教师。

在修道期间，每当高中的同学聚会时，同学们都和我说：你看咱们班的同学一个个都考上了大学，都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结了婚有了孩子，享受美好的天伦之乐，你选择这条路过独身生活不感觉后悔吗？

原以为是件高兴的事，没想到每月交完房贷后，自己的工资所剩无几，加上孩子考上了大学，花销也大了，一时间我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

七十年代是阶级年代，黑五类家庭的子女别想当解放军，可是公司里的领导都知道父亲是信天主教的，但因着他的为人处事，弟弟不受影响参了军，后来还当了军官；三妹妹进了解放军的工厂；小弟弟上了大学；我也进了教师的行列

八一三事变之后，震旦大学将礼堂改为临时医院，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们承担起救助伤员的工作，先后收治伤员1400余人。接下来，我略谈一下以于斌为代表的中国神职的努力。

这次研讨会，我们既有大学、社科院和出版界的专家教授参与，也有五大宗教界的领袖及其学者出席，还有政府领导的莅临指导，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本身就是一种对话。

教会的训导权多次提及，政治生活代表着一种卓越的爱德形式（参阅：庇护十一世，〈对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盟致词〉，1927年12月18日）。对于经济生活而言，也是如此，同样可以藉由福音与真福八端的精神来达成。

曾在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若瑟•科莫恰克神父（FrJosephKomoncha）指导下主攻大公会议历史。毕竟，实践梵二,是现任教宗正在努力付诸实行的。

大家知道，原正定教区主教座堂及主教府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华北大学（1948.08—1949.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是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