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小玫瑰显现给她的母亲，说：“请把我的苦像给某一位将往中国去的传教士；我要在中国完成许多传教的事业。”同年十二月，小玫瑰又说：“我将在中国，在上海，要发显许多奇迹，感化许多罪人。”

但若和当年许多飘洋过海、舍生忘死地来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们的传教热情和劲头相比，我们大多数的教友实在是应该感到汗颜和羞愧啊。知耻而后勇吧，现在追赶尚不为晚。

咸丰十一年七月，由河间府及河间县钤印核准发给契约，“将此地给付主教郎以为习教民人永远租业，庶便建造天主堂及传教士住房、学房等项”。

教宗在圣保罗市立帕卡恩布运动场会晤巴西青年这次会晤活动的主题是“青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传教士”。不论是场地的安排布置，或灯光、影像、音响效果和歌咏，都属上乘。

当一六七六年她二十岁时，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为她施洗。一年后她逃往加拿大，一六八零年在当地逝世。　　她的灵修和对圣体的热爱让当地的耶稣会士震惊。

教宗留意到传教士的减少已有一段时间，不过，教区神职和修会会士倒是有所增加，本地司铎在数量上的增加形成了传教合作的新形式：一些年轻的教会开始派遣司铎到本国或本大陆其它国家缺少神职的教会。

究竟是真的没有福传市场和仰慕真道者，还是我们做得不够好……回想起18世纪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开疆拓土，我们真应该惭愧。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为今年世界传教节所发表的文告中说：“特别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传教士，上主派遣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刻都要为他做证。”

范廷佐，西班牙传教士，一位造诣很深的艺术家和雕刻家。1847年来到上海，是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创办人之一。2007年，徐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朱志荣局长忽然告诉我，上海机关幼儿园有土山湾生产的彩绘玻璃。

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李之藻在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的帮助下修订的崇祯历法,从清初一直用到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