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她在前往印度大吉岭的火车上听到了一个清晰的声音：“你要放弃一切，跟随祂进入贫民窟，在最贫穷的穷人中去侍奉祂。”德肋撒修女说：“我知道这是祂的旨意，我必须听从和跟随祂。”

接着手术室的门又一次被打开,看着妻子躺在手术车上,插了很多管子,头发象是刚刚洗过了一样,发黄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我急忙把孩子给她看,我顿时眼睛一湿,强忍着泪水,紧紧的握着妻子的手说,你怎么样?

待王崇喜和杨明喜做通谷庭芝的工作，将张玉铭遗体抬到楼下的平板车上时，已是后半夜一点多了。谷庭芝家住的和平路102号是个大杂院，居住的主要是教外人，他们有忌讳：人死在外面白天不准进院。

修女救助队自5月16日赶到灾区后，因为具体的工作一时未能安排到位，遂辗转于成都、绵阳、绵竹、德阳等地，在车上的时间多。现在有了具体的工作，修女们都感到很高兴。

有一次在神学院里，看到一个破旧的老人摩托三轮车，车上还有一些捡来的瓶瓶罐罐。第一印象，以为是捡破烂的。事实上，那是一位老主教的传教工具。

爷爷常用他的自行车带我去赶集，开始我坐前面，再后来我只能坐后面，再后来坐在车上我感觉爷爷蹬车越来越吃力。

车门开着，我的装有护照的背包在座位上放着，申神父说放心，可是我跟他在堂区办公室的十几分钟里，总是惦记车上的包，在国内警惕惯了。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看报纸，她请我吃果盘，有草莓和哈密瓜等。

今年6月麦收时，她从三轮车上掉下来骨折住了院，自己本来就疼痛难忍，但她仍为同病室的人祈祷至深夜，让这些素不相识的病友们非常感动。

我坐在车上，激动地在深思：脑子里放开电影，浮想联翩。在这样的荒山沟上，七八十年前，那些传教士，一不通语言；二不习惯生活；三没有交通工具；是骑驴？是步行？

我们有三个人一起把伤员抬到车上，那个与事故有关的人跟车一起走了。有电视台的人来了，他们采访其中一个参与救助的人时，我转身离开了。后来乘车时他看见我并赞扬我不留名的救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