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振兴了教会。传教方面16至17世纪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钱玲珠教授在信德文化研究所2011礼仪论坛上汇报亚洲礼仪论坛的成果台湾教会如何推行礼仪本地化本地化是梵二大公会议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会议之后，于斌枢机在台湾大力地推动本地化，推行的祭祖礼仪是很成功的。

教宗说，「对于这一点，我邀请大家默想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所论述的，玛利亚是在基督的奥秘和教会之中。在宪章的最后一章阐明『荣福童贞玛利亚在信仰旅途上前进』（58号）。

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禁之后，他们在自己的修道院内部生活中，还是基本静默的。在弗兰西斯生活的圣灵修道院，现在还设有一个静默区，在这个区域内，还是完全禁止开口的。

这是不是梵二(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精神的延续?　　塞佩:刚刚谈到，受基督福音精神的驱使，教会从一开始就投身于服务社会，这是爱的表现。万民福音部按照耶稣的精神，向万民传扬福音，去见证基督爱的精神。

差一年你就要大学毕业了，你的父亲和我盼望着在你大学期间至少还有一次机会能在一起进行复活节聚会。　　戴维，自从你回了学校之后，我们之间有关神父的谈话一直还映在我的脑海里。

我经常带教友们去朝圣，每周举办不同主题的聚会，有时候也组织教友们野炊等，通过这些活动引导教友加深对信仰的认识，更加热心积极地参与堂区活动和服务，培养他们的堂区归属感。就这样，我热火朝天地忙活了六年。

[沙百里，《中国天主教指南》（新加坡：新加坡中华公教联络社，2014），页数24]　　另外，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梵二）改变了教会及神学教育的目的及内容，令神学教育于近年变得一方面更普及化、但另一方面却更学术化

1965年曾赴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