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虽有天主教信仰和家庭成分的双重“背景”，还有人落井下石给我写了“偷听敌台”的大字报，却并未受到冲击。事后我和母亲谈及时，她说：“孩子，我每天为你念一分玫瑰经，求圣母保护你。”

神父为我们婚配，这是这座教堂的老神父文革后第一次在教堂里公开为人做婚配，他比我还紧张激动。我们在圣言的光照下，在天主的祝福中，宣誓了自己的承诺：“无论疾病健康，患难困苦，不离不弃，直到生命的结束。”

当时正值“文革”后期，教堂被封，神父们集中劳动。先兄利用每天劳动后的业余时间，把手头珍藏的《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由法文转译成中文，约90余万字。

文革前后出生的中年教友，对教会道理认识肤浅，信仰淡漠，孩子受他们的耳濡目染，也是信仰冷淡。青少年是教会的未来，‘亡羊补牢犹未晚’，只有狠抓他们的信仰培育，我们教会才会后继有人，才能兴旺发达。”

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75岁的老杨神父，先被遣返至范圪垯，后回至没有教友的杨官庄老家。此时，杨神父杨官庄的侄子已迁至相邻的官庄店居住，见老神父归来，对老人很照顾。

在我国，由于“文革”的阻滞，上世纪80年代，是教会的恢复元气期，神职人员队伍建设和教堂建设，成为重中之重。

1969年至1979年返回家乡，又正直文革十年动乱，教会如同整个国家一样，遭受着厄运，陈主教在言行和生活方面，更是受着严重控制，作为一位神父不能宣讲，被召为人群服务却不能接近自己的教友，在这种情况之下，

文革中，教堂被改做五金厂，至今已残破不堪。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教友流失很严重。十几年前，有神父到镇上送弥撒，参与的教友廖廖无几，赶上大瞻礼，也不过百十来人。

四方村原有一座教堂，“文革”中堂院批成宅基地住上了3户人，一时很难落实。他就将买下的这块地方给村上做教堂，此事，在岐山教友中传为佳话。八十年代，亢义在岐山农机修造厂退休，老伴不久也过世了。

照片前左一张桂枝；前右一赵红；后左一赵德义韩德文是虔诚的老教友，从1991就开始给她讲教会道理，但她想起“文革”中因信仰问题群众给韩德文贴大字报的情景，不寒而栗，推拖说：“现在太忙，等退休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