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先生本人从小就常听他们讲胡神父的故事。1990-91年间，宋小敏有感于胡神父的感人事迹，将这段幼时就听来的故事悉心调查整理。

从未听到他，又怎能信他呢？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若没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讲呢」（罗10:14-15）。

长大以后，看到母亲的反面见证，使她对信仰更是毫无兴趣，只是听姥姥说，要进堂念经，好人升天堂，坏人下地狱，这就是贺丽娜的全部信仰。可以说，40岁之前，她是一个“领了洗的教外人”。

当两个孩子放学回家，庞荣芬在做饭时就找一段圣经，让儿子和女儿读给她听。1997年庞荣芬去献县主教府朝圣，其间她看到一些身着会衣的修女时，她惊讶地对一位教友说：“这些人为啥都带着个白帽子？”

听他们说什么；以后你的手就会坚强，敢下去攻营了。”（民7：9～11）于是他和他的随从普辣便来到营中驻军的前哨。

在初学院又从更多传教神父们的口中听说了耶稣会前辈与中国的故事，有以前的，也有当时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兴趣，想效法他们去中国服务。

当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有了一种新的喜乐。当我们碰触到对方的感受和意义时有了一种新的期待，内在的交流和特别的感觉。这之中有带给我们俩极大快乐的温馨及亲密。一座桥梁被建立起来了，一个关系诞生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听告解者是方济嘉布遣会会士，我将他任命为枢机主教，他已经96岁了，整天都在听告解。有一次他来见我，对我说：“我有一个顾虑，因为我总是宽恕，宽恕一切”。

这也说明了中国艺术品上为什么一定要题字，只有题字以后才能使艺术表现出光辉、细致和一气呵成的美丽特殊性质。”[35]可见西洋人还是有懂书法的。其实，在明代的传教士中也不乏其人。

况且，我们能和家中的父老一起坐在电视机旁看春晚，虽然远隔重洋，但当赵本山和小沈阳把大家逗得捧腹弯腰时，我分明也听到了家人同样欢愉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