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以“赶上时代”为口号,却放弃了“信仰的时代精神”,所以,我们中间的“专家”、“学者”、包括有些主教神父们,花很多的时间学习各种社会学科的知识,而在自身的信仰和圣经灵修等方面
自梵二大公会议以来,天主教很恰当地把弥撒宣称为感恩祭,亦即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因为至圣圣体含有教会的全部精神财富,就是基督自己,祂是我们的逾越圣事,是我们生命旅程的食粮。
RerumEcclesiae)(1926),庇护十二世的《致中国教会通谕》(Evangeliipraecones)(1951),若望二十三世的《牧者的王子》(Princepspastorum)(1959),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宪章
,他逐渐认识了天主教,并受玛德·罗宾(MartheRobin,爱德之家创始者)的影响,决意回归天主教并由主教手中领受执事职,以平信徒的身份献身于先知性的工作,这种发展方向正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倡导的精神
由于教友是生活在社会中,他们在各自的环境中,去发挥地上的盐的作用,这次大公会议,系统的阐述了教友在教会中的地位与使命。
李神父当机立断,投资10万元,买了一处院落,准备装修完后,作为一个祈祷所,交给新上任的运城教区武主教,李崇德神父的大公风范难能可贵。
前者是在宗徒时代,“由宗徒之长圣伯多禄坐镇”制定的,“而后者也有很大的权威性,它是最初两届大公会议(325)及(381)的成果。它至今仍为东西方各大教会所共用。”
再皈依——加入大公教会1934年3月9日,杨道公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新教家庭。他的父亲杨仁寿,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民主人士。
6.信德之年开始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这一重合使我们得知:梵二是一届关于信德的大公会议,因为它邀请我们重新将天主在基督内彰显的首席地位放置于我们教会和个人生活的中心。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上海光启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