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福传，我想说在古巴许多地方，特别是在乡下，虽然没有教堂，却就成立了超过20年的传教之家。这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实际上是当地某一平信徒的住家，我们在那里举办祈祷聚会、要理学习、查经分享等活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虽已允许外国传教士在沿海大城市传教，但内地受多年禁教影响，许多人对其持反感态度，所以从山西来的神父多扮成商人模样来此传教。

十几位神父在七个县的十几个堂区传教，教友人数万人以上，教务在一般的情况下前进。

耶稣会是独特的一支劲旅，《列传》是讲首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的故事。一名耶稣会士除了具有坚定纯正的信仰而外，必须在学历、学问、包括科学、艺术、外语等知识方面有相当的造诣，并能在艰苦条件下独当一面。

他说：「我在孟加拉国的传教服务，就是尽我所能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他的善良、温柔、同情和对人的爱，同时适合当地教会，参与对话和支持神职人员。」多蒂神父是保守而周到的，但作为一名神父，他是坚决的。

此后，又有曾德昭和汤若望等耶稣会士来西安传教。他们在传教之余，还以余资施济贫民，并照顾那些无钱治病的穷人。1625年3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周至县城附近发现。

也可以写出以前的传教经验。”（要多想办法，不拘一格）　　这是辽宁教区大连开发区天主教会查经班作业中的问答题之一，现把部分教友的答案摘登如下，与大家共同分享。

圣方济各是十三世纪一个以行乞为生以传教为使命的修会创始人，他的贫穷和简单、他对自然的热爱、对使命的热忱，都深深地吸引着龚莎，为她日后做修女和创建新的修会打下了基础。

教会性这是宗徒使命的延伸，也预示了教会在历史中的传教任务。门徒“两个两个地”出发，反映教会宣讲的见证性与团体性（参《天主教教理》#849-856）。

一位神父朋友，在罗马传信大学荣获传教学博士学位后，现在在帕多瓦教区做牧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