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附近村子的中国天主教难民，在包围之前逃进修道院。所以，内外对峙的，其实都是中国人。即使是修士，也几乎都是中国修士。因为，在范维院长去世以后，这里总共只剩下三名“洋人”。

绝望之余，他准备去多芬的路维斯朝拜圣墓(圣若望弗朗西斯瑞吉斯，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上路了，沿途乞讨，这也许是受到了他曾听说过的本笃若瑟拉巴尔的事迹鼓舞。但是别人把他看作一个贼，而拒绝向他提供食宿。

耶稣会拨款50万元，院长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在神学院里给了一间大办公室。当时假如遇到困难挑战的话，可能我就走不下去了。

他是十六世纪一位年轻的西班牙耶稣会士，在二十岁时以传教士身分前往巴西，并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伟大宗徒。但我也想起你们当中那些愿意慷慨献身于教会使命的人。

1999-2003年，我到波士顿耶稣会大学修读信理神学博士。

王神父风趣地说：耶稣会刹车。如果你遇到什么难事，怀着相信的心，尝试（不能试探）一下就会明白。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世界上的几十年仅仅像是旅游住店一宿一样短暂，临时的居所，天堂才是永远的家。

这个教堂供奉一幅瓜达卢佩圣母像，是由一位移居国外的墨西哥耶稣会士带到此地的；7月15日那天，许多教友开始注意到圣像中圣母的眼睛像真人那样注视和转动。这个奇迹非常明显，消息很快被传播开来。

可是难民区中，却有很多人动辄怨天尤人，把眼前的苦难归之于命数，不做抗日的努力而拱手安居，听天由命。这种心理对于抗战建国是有害的。

我期待你们具体的援助难民，接近穷人，富有创意的讲解教理、宣讲福音、倡议祈祷生活。因此，我希望结构的精简，善用大型建筑，使之适用于福传和慈善事业，适合你们当前的急需。

我期待你们具体的援助难民，接近穷人，富有创意的讲解教理、宣讲福音、倡议祈祷生活。因此，我希望结构的精简，善用大型建筑，使之适用于福传和慈善事业，适合你们当前的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