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还特别提到了与中国对话的问题。帕罗林枢机指出，圣父教宗多次表达了他不仅可以，而且渴望到中国这个他十分热爱并尊重的国家去。今天很难做出预见，一旦时间成熟，这一行程也会实现的。

特别问候：欢迎讲英语朝圣者和参访者，特别是来自英国、爱尔兰、匈牙利、挪威、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韩国、越南、加拿大、美国的朝圣者和参访者。

趣看异地民俗，学习方言雷神父在嘉兴的街上走着，他发现这里的语言和北方的语言极为不同，如何在这里传教呢？他热爱这个国家，然而他忽然感到好陌生。他还能做什么？

对于天主教来华传教史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开始。

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葡萄牙籍耶稣会神父穆敬远（P.JeanMourao）来华传教，1711年从澳门应召进北京，颇受朝廷器重，国内大臣争相与之交友。穆敬远曾任康熙皇帝翻译多年。

周六，即第四届传教大会举行的第二天，在巴黎圣苏比煦教堂，虔诚和欢乐的气氛笼罩着参加早上弥撒的群众。约三千五百人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传教福传大会。

这一奖项反映了十六世纪到中国去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传教方式——尤其是他在《交友论》中所谈及的方式——是跨文化的一个伟大成就。

同年12月6日，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仁率韩默理、司神父、朗神父及林修士一行5人抵达西湾子，由白代权司铎接管内蒙传教事务，南怀仁任教区副主教。1883年巴耆贤主教请得教廷批准，将内蒙教区划分为三个教区。

但更重要的还是与许多神学大师们朝夕相处，从事一项重要工作，即准备起草《教会传教法令》。　　我首先想到的是当时的总会长舒德神父。他曾经在中国传教，但后来被驱逐出境，他充满着福传的心火。

社会上各种宗派的传教人士很多，使的许多人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教会的传教人士抓住机遇，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收效也不错。但我从中也看出了一些问题，想给福传人员提三点忠告，做为逆耳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