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教会能贯彻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主教关爱神父,神父关爱教友,充分发挥修女的特殊作用,大家拧成一股绳,教会从上到下一条心搞福传。
圣教宗保禄六世在1964年11月21日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与会神长致词时,确认了此称衔,并规定“广大基督子民,今后得以此至甘饴的名号,称誉天主之母之尊荣”。
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韩德力神父指出,梵二大公会议后,教会非常重视对话,开展了包括与无神论者的对话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对话。
编者按:法国作为大公教会的“长女”,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众多古今“圣贤”故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神长教友“观光客”。
嘉禄·富高的平信徒经历,预示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代的到来;他感知到平信徒的重要性,并认识到福传需要依靠天主的全体子民。但我们怎样才能增加这种参与度呢?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曾邀请几个中国天主教的代表团到比利时参观访问或学习。我们曾三次邀请宗教部门的代表团到比利时参观访问、交流观点,对欧洲天主教国家和天主教机构的访问有助于他们对宗教的精神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当他们向安提约基亚的兄弟们告知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做出的指示时写到,“圣神和我们决定”。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是上主每天让“得救的人”加入到团体里,而不是靠人的说服努力。现在和那时一样吗?
老主教在陶成培养接班人上的远见卓识、宽广胸怀和大公精神至今还激励着我们一代代中青年司铎神职人员的人生信仰追求和奉献服务。
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