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传教士们的倾向各不相同，有些如傅兰雅等人，一辈子基本上是搞科学技术，为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方针服务；有些如李提摩太之辈，热衷社会科学传播和中国政治，参与戊戌变法的理论和实践；这类传教士不热衷传教

保禄二世这样总结教会的使命、梵二的精神和世界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教宗保禄六世（是他，在教宗若望廿三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中间，以同样的精神和坚持使梵二圆满闭幕）一再指出，在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和政治各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认为我们教会在牧灵与福传工作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我们要服从国家的法律，按我们教会正统的教规，要把好政治关、信仰关；2、在当前的背景下传福音，我们一定要适应中国社会的这个大气候；3、福音本地化，立足中国文化

于是有学者提出区别，文明偏在外，凡是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生活上的表现，以及工艺与科学的成果，可以认为是文明的表现。至于文化偏在内，偏重于精神方面，包含了宗教、哲学、艺术等思想与习俗。

今天，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思维方式的不同绝非神学问题，而是纯粹的政治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正是这一点严重妨碍了各教会的共融，。

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

如果我们被发现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些我们本该莫谈的国事，甚至仅仅交流各种政治动态的小道消息在当时就足以定罪。　　我们通常以谈论最热门的消息开始，常常是我们当中谁听到的内部消息。

它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社会价值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家庭传统，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体系等。　文化模式既然影响人的社会生活，同样影响着礼仪庆祝的参与。　

以傍晚作为礼仪日开始的根源在出12,18，不过与政治变化有关。主前605年前在中东使用埃及历法，一天的计算方法是从早晨六点到第二天早晨六点。

椐统计他平生著有二十五部专著，在文学、历史、哲学、信理、伦理、教育、社会、政治、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