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又有传教士到此传教，很快此村几乎全部领洗入教，并建有圣堂一座，即若瑟堂。1900年，发生教难，附近的潞安、卫辉等教区的神父、修女及教友到田家井避难。

隆格维尔神父，信德的赠礼法国籍神父隆格维尔于1968年作为信德的赠礼（fideidonum）被派往阿根廷服务，成为一名临时传教士。

谈到圣像艺术就不由地使我想起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当时如何历尽千辛万苦，为传扬福音把天主像、圣母像带进了中国，从而使这些圣像在我们丫丫学语的孩提时代，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神父。1645年12月，他将自己精心编纂的总计100卷的《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朝，刊刻印行，通行全国。

随着外籍传教士陆续被驱逐出境，金神父临危受命，出任徐汇总修院的代院长、耶稣会上海区代会长及中国耶稣会代巡阅使等职务。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籍神职人员也成了被打压的对象。

访问北京教区的行程，以4月17日在北京主教座堂（北堂）为可敬者利玛窦神父宣福举行祈祷会作为开端，席间，圣咏团穿上汉服，带领参加者求利玛窦神父转祷，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4月19日早上，一行人到利玛窦神父及其他传教士的墓园凭吊

教宗提议，在特殊慈悲禧年设立的慈悲传教士应继续履行他们的“重要使命”，主教们应派遣他们到“希望受到严峻考验”的场所，如监狱和医院，或“人的尊严遭践踏”的地方。

我知道，文牧及其同伴的故事早晚会被搬上银幕，因为正定教堂惨案不仅仅是一批传教士与正定人民的悲惨经历，也是中华民族历尽屈辱的一个历史缩影，是人性善与恶的再现。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始传福音，小孩子们都不太懂得信仰是什么，也从未听说过信仰这回事，只是觉得每到主日天看到传教士，都会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些漂亮的小卡片（圣像）、小礼物等，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据史料记载，天主教进入中国之初，葡萄牙传教士认为西方文化远远高于中国文化，因此在澳门推行葡萄牙化的传教策略，中国人信教后，必须起葡萄牙名字，操葡萄牙语，彻底割断与中国文化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