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要是没有圣传——包括教会的权威，教父的共许，大公会议的公断——我们至今都不会拥有确定的圣经，而是仍然面对一大堆驳杂的古书。

梵二大公会议特别强调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文字福传，而“信德”就是利用报纸传媒这个工具，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文字福传，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

《格致》《益闻》弘《圣教》，《大公》《益世》定《磐石》。《信德》崛起九零后，大树参天果满枝。庆典感恩敬上主，福传文字总合时。

郭：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教会能贯彻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主教关爱神父，神父关爱教友，充分发挥修女的特殊作用，大家拧成一股绳，教会从上到下一条心搞福传。

圣教宗保禄六世在1964年11月21日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与会神长致词时，确认了此称衔，并规定“广大基督子民，今后得以此至甘饴的名号，称誉天主之母之尊荣”。

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韩德力神父指出，梵二大公会议后，教会非常重视对话，开展了包括与无神论者的对话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对话。

编者按：法国作为大公教会的“长女”，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众多古今“圣贤”故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神长教友“观光客”。

嘉禄·富高的平信徒经历，预示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代的到来；他感知到平信徒的重要性，并认识到福传需要依靠天主的全体子民。但我们怎样才能增加这种参与度呢？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他们向安提约基亚的兄弟们告知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做出的指示时写到，“圣神和我们决定”。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是上主每天让“得救的人”加入到团体里，而不是靠人的说服努力。现在和那时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