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大公会议鼓励教友参与日课礼仪的祈祷（《日课经书总论》）。四、反省忏悔如果教友自觉有罪，想办告解（领和好圣事），可以先省察自己的罪，然后带着要尽快办告解的意愿发上等痛悔，也可获得罪赦。

当时普世教会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所进行的改革，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也未能参与。

最后，被问到教会是否支持民主时，加拉格尔表示，早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教宗庇护十二世就已承认民主是一种合乎福音价值的政治体制。

帕罗林枢机接着引用梵二大公会议的教导，解释了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或者敌对势力维持平衡。在人民的福祉得到保障，怀着互信的精神自由分享心灵与才华之前，和平不可能降临于世。

早在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天主教会已鼓励宗教交谈，1972年成立“宗教联络委员会”，与其他宗教展开交谈。因此，1978年10月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成立之初，天主教会已是基本成员之一。

再者是大公运动和宗教交谈，以及对青年的认可和妇女参与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当天上午全体大会开始时，一名修女说：“我们努力尽可能地融入其中。”这一切蕴含在这个“以聆听为先”的“进程”中。

由于他在教会内的杰出声望和地位，因此也成了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第一届大公会议的重要人物。

也正是贯彻了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真正体现了福传本土化的要求，才会有后来的喜人局面。　　以教会音乐为例，曾盛极一时的教会民乐队，由于自身的原因和在流行音乐和铜管乐队的冲击下，在多数堂口销声匿迹。

因此，教宗在主持圣祭礼仪时不是面向信友，而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实行的背向信友，面向祭台墙壁的方式。这个方式引起意大利此间许多人的惊奇，他们以为教宗复古了。

梵二大公会议后的新礼仪年历又把30日纪念日取消了。本瞻礼日的弥撒经文很明白地指出这瞻礼在教会中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