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后的等信寄达的过程中，每收到一封信记者都按照日期进行登记，截止到4月7日晚上，无论是第一还是第二批平信，都大大超过了邮政对信件时限的规定时期，而抵达结果更难让人满意。

我决定找一条捷径，毫不费力地抵达耶稣的宫殿。我打定了主意，就在圣经上找这条捷径，果然，耶稣在圣经上，对我说：‘谁是渺小的，让他到我这儿来’。

经过99天曲折的旅程，终于在1873年5月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他用阿拉伯语讲道，向重获自由的奴隶、阿拉伯人、传教士和欧洲显贵的会众，讲述与他们在一起是何等欣慰：我年轻时的初恋情人，就是不快乐的非洲。

1926年1月又返回中国，3月抵达正定。

做个好传教士就要能吃苦耐劳，学会适应不同环境、面对不同挑战、克服不同困难……”下午抵达范家疙瘩后，教友们敲锣打鼓地迎接刘主教。

7月14日周五下午4点左右我们抵达南本德，直奔他们的寓所，他们早已备好了茶和果汁，以及送给我们的他们新出版的书。我们约好周日在圣玛利亚学院内的圣堂参与弥撒后，到他们养老中心的餐厅共进午餐并深聊。

经过两个月，方才从襄樊抵达杭城，在北关门一个姓边的老年妇女家租屋居住。过了几天，读书的馆舍选定后，于是渐渐出去游玩访友，只见湖山秀丽，美景满目，车马喧闹，笙歌盈耳。

1969年3月15日，米神父又辗转抵达亚洲中心，在香港一所大学任教七年。香港的语言环境，促使他一边教书，一边在新亚洲学校学习普通话和中国文化，更耐心地期待着能够踏上中国大陆的时机。

我们经常下乡到偏远高寒山区、到穷困的教友村子看望教友，有些村子根本无路通车，就得下车步行三至四个小时才能抵达。我每年下乡看望教友的车程，共六万多公里。山高路险，在路上时常有险象横生。

既然君王死后必升天，抵达上帝左右，那君王们是如何做到的，这升天之路是如何走的？我查遍了史料，希望找到一些君王丧礼的细节，如相关的祷辞，但发现正史中没有任何记录，凡记有祷告行动之处，都没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