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任教宗们所写的社会通谕，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仅是从保禄六世的《民族发展》和若望保禄二世《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中，勾划出论和平的定义，足以为证。

关于教区机构，同样需要改革，比如光启社，要增加专业人才，以后条件成熟可以设立研究机构，让光启社发挥它研究与出版的作用；还有佘山修院，由于现在圣召短缺，修院修士人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用修院比较丰富的教学资源

台湾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造访光启社、上智出版社、学生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这是修士时代的心愿。多年的梦想还有：了解一下台湾教会。大陆高校学者离台后，辅大专门安排神父、修女们到不同教区去参访。

以上种种显现充分说明，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了，特别是道德沦丧，无视法律，甚至视人命如草芥的地步了。社会问题的症结：这些社会现象说明了什么？是没有法律么？如果有，为什么社会还败坏到如此地步呢？

2006年美国祝圣新铎场面由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美国社会所遭受到的经济萧条，再加上来自欧洲各国移民及其后裔们的客观需要，当时的天主教会所创办的如堂区、学校、医院等机构，都起到了十分实际而又广受欢迎的作用

继而祖父建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名叫辅仁社。辅仁社一九一三年在香山静宜园建立。一直办到一九一八年。辅仁社着重于人文学科，成了后来辅仁大学的前身。

只有“阿加斯”是“亚加大”——见《一位中国奉教太太》（上海光启社出版）P68：“佟夫人事”。其他二位，可能也是翻译之误？②、甘第大赠给被押在广州的传教士3000两银子，不是800两。见上书P31。

1920年，英敛之又在香山设立静宜女学，后又设立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再后来，凭借自己巨大的社会声誉，再加上与美国的关系，英敛之在北京设立了公教大学，后改为辅仁大学，并出任第一任校长。

我是21世纪的修女，是上海教区圣母献堂修女会的一员，我到上海近20年，十几年来多数都在教区主教府、修女院、光启社度过，平时都讲普通话，也很少与平信徒教友接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年来因不同经历和环境而深谙社会与教会问题的若望廿三，提出了召开第二届梵蒂冈会议的目的和构想：使教会适应并服务时代的需要、改进教会牧灵工作、革新礼仪生活、恢复教友活力、增进教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