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些国家更以宗教作为政治化的工具，进行恐布行动，伤害人的生命；也有国家自行制定宗教法则，分化和控制宗教的内部权力和组织，以政治手段破坏宗教的统一性和神圣性；法国哲学家巴斯噶说过：「以宗教为动机去行恶的人

在伯铎及其他宗徒身上，主要产生的是结果实；藉着在教会内的职务成为圣神的工具，透过讲道、举行圣事和牧灵的照顾，为教会产生新的子女。

至于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行一不义不为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更是透露出原始儒家坚决反对把人当做工具性价值的坚毅努力（与此相关，还有老子的慈、墨子的兼爱、庄子的性命之情）。

如实的见证也许会将基督徒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卷入苦难之中，然而，教会被召叫要治愈与调解人们破碎的关系，并成为上主使人从分裂与仇恨中和好的工具。

从通电产生的意义和影响来看：首先，通电不仅有助于分离传教事业和外国政府的代表角色，[19]还试图向中国民众表明：天主教会并非时代进步和中国政治复兴的敌人，传教士也并非所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

这就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工具，以福音之光诚实地检验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耶稣会士的职责：成为圣神的工具，发出这些喧嚣的声音。这就是本土化（inculturazione）。耶稣会士必须具备文化适应能力，正如许多传教士在各大洲所做的那样。

10、特点之二：亵渎天主和圣经否定无形无像的神，说天主是渺茫神，不可信；利用圣经作欺骗工具，又反对侮蔑圣经是[过时的老黄历]，[持守圣经的人是神（=黑帮头子）的阶级敌人]。

我们应成为慈悲的工具，因为我们首先获享天主以慈悲相待。我们应慷慨待人，因为天主慷慨大方地沛降恩泽给我们。故此，如同天父满怀慈悲是圣年的「格言」。在慈悲中，我们找到天主爱我们的证据。

兰克以来的一些德国新教学者还把耶稣会看作是天主教反击新教宗教改革的工具[4]。如果这样来看待耶稣会士，那么明清两朝对待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迟疑和反对反倒是有理了。而实际的情况当然不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