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话与相对主义毫不相干。正如方济各在通谕《愿妳受赞颂》中所言，如果不是从客观真理或稳固原则出发，而是为了满足个人愿望和眼前需要，法律只会被视为任性的强加或是应避免的障碍。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但也带来了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风险。当“一切皆可怀疑”时，人们便失去了共同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底线。

同样，梵二公会议参与者，年轻的枢机主教JosephCardinalRatzinger(即，现任教宗BenedictXVI,2003-)在公会议之后不久就提醒罗马公教会神学界，要警惕危害真正的教会合一的两大危险

我们知道在奉献生活中各种形式的困难：圣召的锐减和老化，尤其是西方世界，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问题，国际主义和全球化的挑战，相对主义的陷阱，边缘化和社会冷漠……正是在我们和许多同时代的人所承担的这些不稳定中

我们知道在奉献生活中各种形式的困难：圣召的锐减和老化，尤其是西方世界，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问题，国际主义和全球化的挑战，相对主义的陷阱，边缘化和社会冷漠……正是在我们和许多同时代的人所承担的这些不稳定中

每一个平信徒应有能力去对一些出现在困难的背景中的问题作更好的回答──无论是有关邪教，或一些与世俗主义及相对主义相关的问题，或是一些来自理念与思想的改变，尤其是在今天，将理性的确实性局限于一些科技上的成就

因此，神恩本地化是基本的需要，这绝不是相对主义。我们决不要把神恩僵化，或整齐划一。我们若试图统一文化，就会失掉神恩。

龙嘉利当然没有随从现代主义，但他清晰的判断力使他明白，虽然现代主义有倾向相对主义和以科学及理性的名义抛弃信仰之超性特征的危险，但它的科学态度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文化是值得教会反思和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