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韩玉英退休后，家里经济更是拮据，有的孩子需要上学，有的要结婚，然而，当时的家庭条件却全都达不到，这时的韩玉英钻进了牛角尖背上了思想包袱，心胸狭窄的她有一段时间起了轻生的思想，身体日渐消瘦。

2009年，白忙叶参加了白汉强神父办的一个福传讨论会，其中有一位新教友作见证，她的丈夫不在了，儿子极不孝顺，生活的重大压力使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个月，不想见人，曾经几次不想活了。

愿意，就是家里没有钱。傻孩子，当修女只要本人愿意，不要钱。她做通了王玉玉父亲的工作，退了彩礼，还托人给那男青年介绍了对象。

不仅如此，在落实政策回京以后，村干部的家属来京就医爷爷还让他们住在我们家里，管吃管住热情地招待，要知道，那时候还要粮票呢！爷爷，他们那么折磨你，你不恨他们吗？

2012年，家里经济好了起来，也是从这个时候刘远开始过起花天酒地的浪荡生活。他说：当时的我，吃、喝、嫖、赌无一不干，生活为我就是享乐，人生没有目标，活得没有意义，而且差点沾染了毒品。

由于父亲、舅父和姨夫都是读书的爱好者，且家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张老师从学生时代就喜欢上了阅读。

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村大队常来放电影，袁石信说：“每逢大队里放电影，如果我们晚上不进堂念经而去看电影，回来这顿打绝对逃不过。

没有两个人的十字架是一样的，但要说教友们劳苦是为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而神父们的辛苦是为了大家灵魂更饱足；教友们的钱都是花在自己家里；而神父……，就有些偏颇。

有一次，曹先生派祥子去接一个人到家里吃饭，地址在西城区前门大街，是一位外国传教士。

教友们很喜欢我去他们家里坐坐，有时，他们会做点凉菜，请我和他们一起喝两盅小酒。临离开时，降福一下家里。他们总能坚持一段时间，主日天来堂里念几次经，进步真的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