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后，教会才重新燃起对落根文化的兴趣：一方面，教会必须忠于基督宗教的源头；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忠于当代的社会及不同文化的事实。

我于1958年进入初学院，因此经历了（梵二）大公会议的所有变革。我参加了柯文柏神父（Kolvenbach）的选举，当时已经有一批西班牙耶稣会士指责耶稣会背叛教会。

2013年我参与了当时举办的天主教教理知识竞赛与梵二文献知识竞赛，并且从那时起一直给信德投稿，信德也给我寄了很多的圣书作为稿酬。

如果教宗约翰二十三是中国革命时期的教廷首脑，而不是庇护十二，中梵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善？

有朝一日中梵建交了，我将堂旗改为梵蒂冈旗，提前进入角色，为建交做准备。除此之外，张神父还长期努力寻求与基督新教的合一共融，多次与基督新教在堂区交流分享。

特别是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更加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基督教会要明白时代的征兆，要懂悟其他文化的精髓，与其他民族一起走向通向天主之国的旅程即教会所讲的朝圣之旅，旅途中的教会。　　

梵二大公会议是以当代文化的眼光重读福音，它兴起了仅仅源自福音本身的更新运动，成果斐然，仅礼仪便可见一斑。礼仪改革工作为天主子民如何从具体的历史场合出发来重读福音，是一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