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

若望·保禄二世接见韩德力神父

    张：改革开放以来，韩神父一直穿梭于欧洲和海峡两岸，为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社会，为中国教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一名梵二之后的现代传教士，您是如何有了“中国圣召”？又是如何与中国教会建立了亲密关系？为什么如此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教会？
    韩：我相信是上主赐给了我中国圣召。首先是上主，其次是我父母的信仰引导我走上了圣召之路。每当想到我传教士圣召的来源，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自从青少年时期天主在我生命中的临在。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就给一位传教士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愿成为一位传教士。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中国。后来，和其他孩子们一样，我也对自己的未来有过许许多多的憧憬和梦想，做传教士一直是其中之一。我读了一些有关中国和在中国传教的故事书。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是1947年我上高一时，有一位圣母圣心会在河北西湾子做主教的石德懋蒙席（Mgr. Leo De Smedt）来到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述了他在西湾子传教的精彩故事。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当天晚上，我就下定决心入圣母圣心会，去中国传教。那一天我终生难忘，是我生命中非常幸福的一天。从那时起，我对中国已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了。我甚至学习怎样骑马，为我将来在内蒙古的传教生活作准备。
    1950年，我中学毕业之后，就入了圣母圣心会，打算去中国。但那时外国传教士已不容许进入中国了。于是，我请求长上派我去台湾。申请了两次，两次都被拒绝了。但是我毫不灰心，又申请了一次，这一次，总会长准许了我去台湾。从那以后，我从未怀疑过我的决定。甚至5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点也不后悔作了那样的选择。

青年时期的韩德力神父

    1956年我晋升铎品，第二年就去了台湾。我从未怀疑过我能够适应中国的饮食和生活。我同时也相信我能够学会艰深的中文。每天我都学到深夜。学习说新的国家的语言，我觉得就像个小孩子牙牙学语一样。语言学校中我们有很好的北京出生的老师，教我们纯正的国语发音。但我觉得我学的最多的还是从孩子们那里学来的。每天下午4点钟，孩子们放学回家时，我就在我们会院门口等着，好能跟孩子们有个小小的谈话。孩子们已经认识我了，他们在我们门口停下来，我们就开始交谈。孩子们无拘无束，天真坦诚。刚开始时，我只在大门外跟他们谈上聊聊数语，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邀请他们到会院的小堂里，用结结巴巴的中文给他们讲耶稣的故事。我们成了好朋友，至今我还记得他们中几个人的名字。
    台湾那时候吃的穿的虽很简单，倒也不缺，而且也还算好，没什么可抱怨的。会院里没有冰箱、洗衣机，但我们从来也没有把这当回事，每次给家里写信，我都给他们报告好消息。
    语言学习结束之后，长上派我去了台中教区。那里的主教让我在小修院教拉丁语，同时做主教座堂的副本堂。在台中我干得很卖力，每主日三台弥撒、四次讲道。每逢周末，主教座堂的三位司铎每人平均要听100 个告解。平时，除了在小修院上课外，我还探访教友家庭，给慕道者讲解要理。主日下午忙于办学生活动。圣诞节时，去街上、医院和监狱唱圣诞歌，夏天去夏令营。我把那几年看作是 “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在台湾工作7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家度假。我爸爸当时已70岁了，患了帕金森综合症，显得十分苍老，坐在椅子上，让我给他讲我在台湾的生活和工作。他听了以后，对我说：“噢，原来如此！我听了很高兴，但也有些吃惊。我原来还以为你信中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那边生活的实情呢！我老了，现在知道你在中国一切都好，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中国教友常常赞美传教士，说他们远离祖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一直都认为传教士的牺牲并没有那样巨大。教友们对我们热情接待，关怀备至，我们在中国就像有了一个新家一样。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应归功于从我父母以及家乡哈斯顿科镇（Haasdonk）的亲戚朋友们那里所得到的。我仍然为此而感激不尽。但是，当一个人在中国，和中国朋友们生活了多年之后，他便学会像中国人那样思考和感受。中国文化改变了我，虽然我的根是而且永远是在比利时，但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心灵和思维已经变成中国的了。我为我的过去而自豪，也为我的现在而喜乐。若要说为此作出主要牺牲的，就要数我的父母亲了。我很清楚：当我告诉父母亲我要做传教士时，他们都相当吃惊。当时我还只是个高中生。假如我打算在家乡做一位教区司铎，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但我要离开家乡去做传教士，我知道这个决定肯定让他们深感意外，始料未及，因为这意味着：我将来再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了。但他们从没有把这告诉过我，他们只是说：“如果这是你的愿望, 那就去做吧，但你要保证成为一位好传教士。”他们默默地牺牲，为的是让我随从自己的圣召，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圣德！
    虽然那时我们年轻，不怎么感到离乡去国的痛苦，但我们仍常常感到孤独和想家，特别是听说家人患病，或者家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时。我最痛苦和孤独的时候莫过于当我收到母亲去世（1970年）的电报时。那时，打国际长途还不那么普遍，尤其是作为会士，我们不能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太贵，另一方面也与我们的神贫圣愿不相符合。虽然我那时是省会长，我也没有这样做，那是传教士生活的一部分。那是我传教生活中最悲痛的日子，至今仍不能忘怀。我独自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哭，为没能跟妈妈最后说一声再见而感到悲痛。妈妈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以那样多的关爱和体贴，把我们6个孩子拉扯长大，而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
    父亲去世时，我在家。我为能在那些日子里陪伴在他身边而常常心怀感激。我仍然记得怎样陪伴他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日日夜夜。他是那样安宁那样平静，为他的整个一生而感谢天主。我们在一起默默地祈祷。在他临终时，我们全家人——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聚集在父亲病床周围，共同祈祷。我一生中从没有感到过天主离我那样近。当我再一次降福他，给他念赦罪经，刚刚说完 “阿们”的那一刻，他低下头离我们而去！那一刻，是天主明显临在的一刻。
    在台中工作几年之后，我在台北总主教区的牧灵中心，Cursillo 运动工作，负责修建中心大楼等等。之后，又在罗马7年，任圣母圣心会的副总会长。在此期间，我也参加了有关中国的国际研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向我们修会在罗马的全体大会提议：圣母圣心会应积极探索与中国和中国教会建立新的关系。具体地说，我建议在鲁汶大学成立南怀仁文化协会。修会和鲁汶都表示同意。从1982年起，我就以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的名义访问中国大陆，访问各大学以及社科院，以寻求合作。同时我也访问中国教会, 为能更好地了解她，寻找途径进行合作和交流。

    张：在西方，您是一位中国通，一位中国教会问题专家；在中国，您一直努力与中国教会同行，虽有争议但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您为中国教会做了很多无形与有形的工作，您认为自己所做的什么最有价值和最重要？
    韩：简而言之，就是：我努力以基督的眼光来看中国教会。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了，但是我会不断努力，这仍然是今天我们大家的挑战。但我想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80年代初，当我开始访问中国时，我意识到中国天主教的情况相当复杂，有它历史、 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对此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当我访问中国时，我努力去理解中国教会这种特殊、尖锐、复杂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理解，努力做到公正和合乎基督徒精神，而且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也邀请朋友们这样做。下面我要说明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的。
    1984年圣神降临节，我在中国北方某地参与了一台弥撒圣祭。在大弥撒中主祭的主教和辅祭的两位神父都是结了婚的，但圣堂里却挤满了教友，既有地上的，也有地下的，其他神父（也是结了婚的）在听告解。歌咏团用拉丁语高唱 “天主之神充满天地”。朋友们已经告诉了我这个团体许多在文革中的遭遇，一些教友殉道了，但另外一些人，甚至连神父在内，却表现得毫无勇敢可言。但是在圣神降临节的大弥撒中，他们却共聚一堂, 一同咏唱 “Kyrie eleyson （上主求你垂怜）”！那是我所参加过的最感人的弥撒之一：这是一个由圣人组成的教会，一个由殉道者组成的教会，也是一个由平凡、软弱的基督徒，甚至一些已丧失信仰的人组成的教会。
    弥撒后, 我和7位中国神父坐下来交谈，他们都是结了婚的。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位神父开门见山地问我：“神父， 你怎样看我们？你也认为我们是裂教吗？”我被他问得有点措手不及，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过了片刻，我回答说： “让我们都用基督的眼睛来看对方。”至今，我仍然相信是天主圣神启发了我这样说。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努力去这样做。我相信：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挑战。1982年，我在 《鼎》第十三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基督又弯下腰去, 用指头在地上写字。”（若8：8）我们应该学习去聆听，去理解，而不要去判断。

韩德力神父正给某神学院的中国修生讲课

    为了实践这种灵修，我努力跟所有正在或曾经涉及中国教会形势或对中国教会形势感兴趣的人士交流。个人经历不同，政治或文化等方面的背景不同，观点也就不同：有中国天主教中上下两个团体的不同观点，有中国政界的观点，有港台朋友的观点，还有欧美朋友的观点。这五种观点中，也包括教廷的观点在内。我们每一个人，有意无意地都透过不同的眼镜看中国教会，很难摘下那些眼镜，好能看得更清楚，更客观一些。我们并不是常常能够或愿意摘下自己的眼镜，也就是说，超越我们自己无意识的偏见，努力诚实地更好地去看，但这正是挑战所在。25年来，我一直努力这样去做，也鼓励朋友们这样去作，不论这些朋友是来自教会中的哪一方，是来自大陆还是台湾，还是来自教廷，对话不应该把任何人排除在外。

    张：大家都知道，您对于中国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有很多争议，也有误解，甚至受到伤害。您今天后悔吗？您满意自己所走过的路，所说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吗？
    韩：1980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对我说：“当你访问中国，了解到那里教会的情况之后，请告知我们，因为我们对那里的情况所知甚少。”后来，我访问中国教会，发现情况非常复杂。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努力接触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两个团体的教友、政府人士、港台人士、西方人士（包括罗马）。我觉得他们大多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或沟通。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且我常常觉得没有根据。就在这时，我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做的时候，我努力把福音作为行动的指针，就像我在《鼎》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耶稣弯下腰去，用手指在地上写字。”（若8：8）
    同时我也确信，我们应该说实话，而不应该说空话。我所寻求的是坦率的对话。在对话中，我意识到：我个人对一个如此复杂的情况的看法是有限的，也不一定正确。所以，1985年，当一个团体的朋友在一份文告中用直截了当咄咄逼人的言词猛烈攻击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生气，但为他们拒绝和另一个团体对话而感到遗憾。还有一次，政府官员和我讨论了好长时间，相关部门拒绝我入境，认为我是 “不受欢迎的人”，连台湾一位曾经是朋友的神父也对我说：“我再不愿见到你！”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痛苦经历。这些经历很痛苦, 但它们也是我们达成合一的艰辛旅程的一部分。为了克服这诸多的误会，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寻求对话，不惜一切代价超越误会的态度。但我要强调一点：我从来没有出于恶意或为报私仇而去攻击过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无论谁，即使他出言不逊，我总是继续和他保持联系。“保持线路畅通！”这是实践坦率对话所应奉行的金科玉律。

韩神父多才多艺，拉得一手好手风琴

    数世纪以前，传教士和中国教会所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寻求对话，努力用基督的目光去看对方。我很高兴能与大家共同面对这一挑战。只有历史才能证明我的贡献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尽力而为。

    张：20多年来，中国和中国天主教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您如何评价这些年来中国和中国教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韩：在比利时，在欧洲和全世界，报纸每天都报道中国所取得的奇迹般的进步。中国在每一个领域都异军突起，从80年代至今，我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变化，真是令人振奋。
    在宗教领域里，变化和进步也是巨大的。记得是在1985年，才正式公开承认宗教不能被认为是 “人民的鸦片”。几年后，1987年，当著名的新教布道家Billy Graham访问中国时， 李鹏代总理公开表示：宗教能够为建设新的中国社会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伦理和道德行为领域。现在在中国很多著名大学中都设有基督教研究中心。
    就中国天主教会而言，进步也是巨大的。20年前，欧洲许多教友认为：中国有两个教会。通过国外朋友和国内神长的多次互访，这种误解已成为过去。现在，大多数中国主教已为教宗认可，整个中国教会通过教宗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已毋庸置疑，否认的人只是少数。当然，中国教会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共融合一。一个分裂的教会不是基督的教会，基督信仰的实质就是我们在基督内的合一。如果我们真是合一的，我们就应该庆祝合一；如果一方面说我们是合一的，而另一方面又禁止在圣体圣事中的合一，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作法。
    中国教会从一开始就感动我的是她通过社会工作而对中国社会所做的努力：在偏僻农村建立诊所，开办孤儿院和残障人中心，关怀艾滋病患和麻风病人等，这是最明显不过的见证福音的方式。

国宗局王作安局长与韩德力神父交谈

    张：作为南怀仁文化协会的创办人，您一生为之奋斗，而且富有成果。在您荣休之际，请您给中国的神长教友全面、系统介绍一下贵基金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的服务好吗？
    韩：1982年南怀仁基金会成立时，我们把总方针定为：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中国大陆和中国教会发展新的合作关系。从那以后，我们在两个不同领域里进行了合作：一是对中国天主教历史的学术研究，第二个领域包括与中国教会的牧灵合作以及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及合作。我们曾邀请几个中国天主教的代表团到比利时参观访问或学习。我们曾三次邀请宗教部门的代表团到比利时参观访问、交流观点，对欧洲天主教国家和天主教机构的访问有助于他们对宗教的精神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今天的中国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中国教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想促进中国大陆、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之间的合作，我们需要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结构。我相信：我们南怀仁基金会的方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2005年，丹尼尔斯枢机（Cardinal Daneels）主教访问中国期间，我很高兴地听到：中国政府和教会都对比利时教会与中国教会之间通过南怀仁基金会而发展的合作和交流项目表示满意。丹尼尔斯枢机主教是比利时南怀仁基金会的主席。基金会赞助鲁汶大学的南怀仁研究协会。所有的合作和交流活动都是通过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协会进行的。我们相信这是个很好的结构，将来可以通过她组织更多这样的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合作。
    我们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中国教会历史上。这是个微妙而复杂的题目。只有建立在客观的历史挡案和文献之上的学术研究，不仅利用中国的文献而且也利用国外的文献，才能够产生出新的、中肯的见解。我们邀请中外和教内外所有的历史学者来参与。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部“中国天主教的光辉历史”，而是弄清历史真相。从天主教会一方来说，并非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积极的。消极的就应该承认是消极的，但积极的也应该承认是积极的。用主耶稣的话说就是：“真理将使你自由”（若8：32）。我们要敢于面对真理，即使那真理的一部分可能对我们不利。还有就是：中国本地教会应该知道自己赖以成长至今的根，以便将自己的未来建立在这根上。
    至今我们已用英语出版了十六卷《鲁汶中国研究》系列丛书。其中四卷已译成中文。还有三卷被中国学术界选中，将被译成中文，在《清史》丛书中发表。但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认为，每个教区应该与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传教士们合作，编写自己教区的历史，每个教区都该知道自己的根之所在。
    在合作的领域里，我们优先促进与中国教会在神职人员陶成方面的合作。但是，由于我们只是个很小的机构，合作只能限于华北几个教区。许多神父和修士已出国深造，这很重要，而且必须继续下去。但能出国的毕竟只是少数，更重要的是对国内神职人员的陶成培育。我们很欣赏那些开办了很多个神学院和初学院的中国主教们。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关心其陶成的质量。如果谁邀请南怀仁文化协会的同事去神学院任教的话，我们一定积极响应。

    张：我们相信，荣休后的您还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服务中国教会。那么您将如何为中国教会做新的服务？您想向中国教会神长教友传递什么信息和祝福？
    韩：首先，我愿感谢中国天主教的朋友们在过去的25年中对我的欢迎。最主要的，我愿感谢他们为信仰所作的见证。我曾许多次默默地跪在中国圣堂里参与弥撒圣祭。在这样的时刻，我感到与中国教会非常接近，和中国教会结合在一起。我们共同聆听天主的圣言，共同表达我们对同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中国教友的信仰很大地坚定和加强了我的信仰，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给了我前进的力量。只要天主让我身体健康，我就利用它去为建设中国教会助一臂之力。

韩德力神父主持中式祭祖弥撒

    其次，我再次对两个团体的中国主教、神父及教友们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重新开放了那么多的教堂，建立了那么多的神学院和修女院，这些都是中国教会将来崛起的基础。教会开办和支持的诊所、社会发展项目、孤儿院、残障和麻风病中心，向中国社会证明：基督信仰激励中国天主教友去积极建设和改善社会生活。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教会的主要弱点是它内部的分裂。但我相信，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善意和改善的迹象。只有一个中国教会。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很清楚，一个中国教会有两个团体的存在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但这是历史事件的产物。现在中国教友应该联合起来，以表达他们的合一。我知道：在一些教区中，两个团体的神父们已经能够这样做。这些神父主教也表示愿意通过各种渠道与政府和地方当局合作。中国教会越是能实现内部的合一，同时通过全面合作建设中国社会，取得在中国社会应有的地位，她就越能吸引其他中国公民加入教会。只有一个合一的教会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
    第四，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教会拥有一个独特的福传机会，但我不知道教会是否准备好了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已成为一个富国，人民生活很好，大多数人拥有所需要的现代享受。但是，这一进步也有它消极或不利的方面，消费主义社会使人变得越来越追求物质享乐和自私。对他们来说，只有金钱才是重要的，家庭的传统价值土崩瓦解。人情如纸，世态炎凉，人们忽视和忘却了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价值。

韩神父探望在欧留学的中国神父、修女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政府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基督徒可以为此作出很大的贡献。任何社会都不能单凭法律规章造就平安与和谐。在中国传统中，孔子和老子讲过许多如何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基督徒指出了如何在和谐与平安中生活的正确方向。在我们的礼仪和祈祷中，我们首先所关心的就是这个。和谐是在内心深处培育的，而基督信仰也是内心的事物，所以，基督徒可以对社会作出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但问题是：基督徒准备好了吗？基督徒，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不是也受到了消费主义精神的浸染？北京一位年老的女教友曾这样对我说：“神父，文革中我们受了不少苦。但那时我们很坚强，没有害怕。但在文革结束多年后的现在，我感到另外一种‘迫害’正在进入我们教会团体，这就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精神’，我不知道有没有力量去抵抗它。有一些迹象显示：我们的信仰正在衰弱。”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老人的话。
    因此，我愿用圣保禄宗徒的话来表达我对中国弟兄姐妹们的祝愿和祝福：“我切愿见到你们，为把一些属于神性的恩赐分施给你们，以使你们得以坚固。也就是说：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们和我彼此所共有的信德，共得安慰”（罗1：11-12）。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在信仰上彼此勉励，成为耶稣基督的至一教会。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基督徒都应避免互相指责。我们应该跨越过去，展望未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基督徒应努力效法主耶稣：不要判断别人。让我们努力像主耶稣那样，怀着慈悲和爱心，去互相看对方。只有当基督徒在主基督内达成合一，中国教会才能一如既往繁荣昌盛。让我们在我们心中培育爱与和谐, 培育与教会内弟兄姐妹之间的和谐，培育与社会中有需要的人和领导阶层之间的和谐。愿天主圣神指引中国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