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每次访问，我尽量选择不同的教区，不同的地方，尽可能地接触当地的神长教友。中国神长教友们的活泼信德和虔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受感动。做枢机后，我几乎没有机会去中国了。

“接触之后，才发现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而是一个性情温和善良的人。您没有当我们是工人，简直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这些话在当时听来悦耳动听，但我并没有在意她们的夸赞。

但是，这次通过对台湾教会的具体接触，以及与台湾著名史学家台大历史系古伟瀛教授的交流和阅读他的力作《台湾教会史论文集》才发现，台湾的近现代教会史相当复杂，很难一言而概之。

通过这种接触，利玛窦成功使大约70名中国人皈依天主教。那时，他很可能已经开始使用自己的中国名字利玛窦。1589年，利玛窦得到新任两广总督的许可，和其他耶稣会士一起迁往广东省北部的韶州定居。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圣教会，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幽静明洁，与我所居的乡镇，大不相同。我于民国19年赴德留学，在欧洲看了许多有名的教堂，增加了历史的认识及艺术的欣赏。

我是21世纪的修女，是上海教区圣母献堂修女会的一员，我到上海近20年，十几年来多数都在教区主教府、修女院、光启社度过，平时都讲普通话，也很少与平信徒教友接触。

1895年随父亲加入天主教，接触新学问。1905年从上海归国，在南浦设立敦义学校，培养人才。

（N.10）对此，教宗坚定地说：如果我们希望过一个有尊严且充实的人生，就必须接触其他人，并寻求他们的福祉。（N.9）因为我们内心的狭隘和自负，只会让我们喜乐的泉源枯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若望廿三在各国担任圣座大使期间，与东正教、基督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直接接触，使他更加渴望基督肢体的合一与不同宗教间的对话。

80后的我虽然没有接触过主教，但长大后，常听哥哥姐姐们说：主教就是好，讲道理时既有严父的一面，也有慈母的一面，总是先指出教友们做得不好的地方，紧接着就鼓励他们去做好。他的道理总是带给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