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时代，拥有地位，以及财富的多寡成为人生的标准，甚至成为教会福传成功的标志。有一种所谓的实用的解放论认为，只要人拥有一定的钱财和自由，就是人的救恩。

在天主眼里，身份并不能决定一切，只有对主对人的‘爱’决定着我们在天主心中的地位和将来永恒的境界。

自古以来,音乐在祈祷、赞美和教会礼仪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圣咏第150首第3节说：“请众敲鼓舞蹈赞美他，请众拉弦吹笛赞美他。”音乐家贝多芬曾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智慧。”

另外，在黔西北农村地区,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观念依然存在,这使许多村妇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也促使当地女性容易接受宗教信仰。

尤其是自十六世纪以后，神职人员的身份和重要性被不断地颂扬和夸大，神权二字与他们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并在属于司祭地位的独特生活和服务中得到了强化，如做弥撒、听告解、送终傅等。

这也是为什么现任教宗方济各为他的封圣豁免了法定的第二个奇迹的见证（宣福需一个奇迹，宣圣需两个）：他的圣德本身已经足够证明他是圣人了。

这一重合使我们得知：梵二是一届关于信德的大公会议，因为它邀请我们重新将天主在基督内彰显的首席地位放置于我们教会和个人生活的中心。

如1932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28-30期辟有辨诬专号，登载了侮教案情况专题报道，有薛文波撰《关于侮辱回族案》、述尧撰《回教及回教民族在中国宗教上及民族上所占的地位及当局对于回族应有的认识》、尊三撰《

文章将主仆二人的状况作了详尽地比较：纳阿曼虽患了癞病，但他“有名有利、有权有势、有家有国、有成就、有地位、有君王的宠爱、有亲人的关心。

理由与证据如下：第一，184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有20多万人，此时非但没有帝国主义侵略，教民反因政府禁教而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可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一代一代秘密地传下来，可见他们并不是企图依仗洋人的侵略得到特殊利益和欺压平民的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