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4年在德国出版的《中国新图志》，被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推崇，他称：卫匡国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可以说，卫匡国也是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16.3）关于教友及家庭「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于近代历史最艰难的时期，教友们不论个人或家庭，或作为神修和使徒运动的成员，均对福音表现出完全的忠诚，甚至为基督付出苦难的代价。

无论是圣经，或是教父，都曾称扬过圣乐；还有罗马教宗们，尤其以圣比约十世为首的近代教宗，更阐明了圣乐在敬礼中所有的服务作用。

他说，近代香港亦有好些出众的意大利人，在社会上留下佳绩，例如兴办学校或医院，协助建设本地社会。

因为除了编写古典语言教材以外，他还翻译了一些神学工具书，比如《古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近代教会史》、《中国基督宗教史辞典》等等，这些都在国内正规的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与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范型。其科学、人文以及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无不浸透着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因而国人所谓的“西学”，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导源于基督教的观念、学说和文化。

「礼仪年」这个名词也是在近代才被采用与固定的。在梵二大公会议前的礼仪运动中，曾有一些礼仪学者以不同的名称，来讲解礼仪年。此名词首次在第十七世纪时出现，之后藉盖郎惹神父的十五册巨著「礼仪年」传布开来。

“礼仪年”这个名词也是在近代才被采用与固定的。在梵二大公会议前的礼仪运动中，曾有一些礼仪学者以不同的名称，来讲解礼仪年。此名词在17世纪首次出现，之后藉盖郎惹神父的十五册巨著“礼仪年”传布开来。

它是近代上海，也可能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公教报刊。1898年它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又过一年，改称《汇报》。至1911年辛亥革命停刊，历时32年，一直由李问渔任主笔。

据此，天主教传入维西的时间应早于1870年，应是咸丰末年，同治初年（1861年左右），据《维西文史资料》记载：“在近代传入维西的天主教是18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