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跟我打声招呼，我看到他们了，他们也写信给我，我非常爱我的朋友。没有人能过着没有朋友的生活，这很重要。　　

当时，张之洞曾写信恳请康爱德和石美玉去上海执教他正在创办的医学师范学校，但她们最终没有接受邀请，因为她们觉得留在九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没有了他的消息也好，省得我写一封封让我头痛的信了（我一向不喜欢写信），也省得坐那列长途的火车去看他。可是在和某某同学有了联系后，很自然地就关心起他来，很自然地就问起了他的情况。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一位在南投县乡下的年轻神父写信给我，他说，他们那里的老神父病重，需要一位律师去见证他的遗嘱，我信天主教，他们请我去，当然希望我能免费服务。

她对天亚社说：「他写信回欧洲作汇报时提及，跟中国人的沟通方法，与西方人很不一样。来到西贡，看到天后庙较天主教堂大，心里也不舒服，不懂这是中国传统，感觉天主的圣言还未传到这里来。」

他无法携带许多书，于是写信回欧洲要求那边给他多寄些书来，但那时候的邮政极为缓慢而且变化无常（利玛窦一般以6-7年作为从发信到收到回信的周期，有一次他的上司从澳门发出的一封信花了整整17年才抵达罗马）。

他经常给教区的信友们写信，告诉他们大公会议的结果，以惯常的教导和要理讲授的方式解释棘手的问题，同时避免过于简化。他立即意识到圣神在会议中的临在，在祂的帮助下，大公会议阻止了谬误和教义上的偏离。

他一边吃饭一边写信，脸上挂着笑容。　　我的妻子点了法国菜，服务员端来的却是别的食物，我斥责妻子尽干蠢事，她哭了，孩子们都站在妻子的一边，我的情绪更差了。　　

妈妈没能给我满意的答案，我给主教写信，希望他能帮我。主教热情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还托神父问我对他的回答是否满意。上高二时，神父帮我报名参加了教区举办的青年大会。

大姐在上海常常给母亲写信，使母亲懂得更多道理，特别是知道每月首六守圣时，赔补耶稣圣心；一连九个月弥撒中善领圣体的人，必得善终。于是，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首六守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