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李以靠再次接到我的电话，听说教友还是反对，他原本坚持让我继续推进设计，但有一天他坐下来读《圣经》时，想起老家那位曾被怂恿、坚持建花园的神父，于是决定再出几个方案让大家选。

联系不上就一直打电话，有时我看着他连打10多个电话，直到联系上为止。经常是一天做四台弥撒，早晨一台，上午一台，下午一台，晚上一台，病重卧床之前一直是这样。

下午3点，接到了董小姐的电话，她告诉我联系了竹东一位朋友，是一位修女的母亲，她很乐意带我去参观。半个小时后，她就开车到了清大门口。她介绍说自己姓范，丈夫姓滕，所以大家无论年龄大小都称她藤妈妈。

我在求助无效的情况下，给金主教打了电话，他说：“你不是在美国吗？”他竟然还知道我的近况。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受到主教的平易近人。

有时候会打电话询问我这个字怎么解读，比如在圣经罗马书里面，到底翻译成法律还是律法，他都做了考证。的确看到杨老师是一个非常追求真理的人，圣经上的一笔一画他都愿意去了解。

我们还没到仙河镇，王纯光会长就打来了电话，询问我们的情况，并为我们指明路线防止我们走弯路；我们刚刚到达仙河镇，就看见他和几位教友在寒冷的晨风中站立在公路旁等候我们了；车还没到教堂，远远地看到很多教友聚集在教堂门口向我们挥手高呼

有时因电话不通，有时因语言不通，甚至把男女人数听成了到达的日期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行动成了盲目的乱撞。但奇怪的是次次都撞到了“点子”上。

他去年到坦桑尼亚，探访了近卅个在港被判囚人士的家庭，又邀请他们呼吁当地人不要带毒来港，当地报章、电视和电话均报道事件。他今年初再去肯亚和乌干达，劝当地人不要运毒来港。

长途汽车司机被这个感人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当即将这个故事用村口的电话通知了当地的媒体。这个感人的故事很快传遍了全美国各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黄丝带也因此成了美国“欢迎被囚禁的人重获自由”的标志。

外出者都与家乡保持着联系，无一例外地都有家乡教会神父的电话，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和需要。“守家的出工出力，在外的捐款捐物”，成为村子里不成文的规定，靠着信仰的维系，大家仿佛血脉至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