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吕红英去教堂将钱包交给主教，主教表扬了她后对她说：钱包你先保管着，把电话留下，我与民警联系。她回家后还不到半小时失主就登门了。失主是医院的一名护士，钱是刚从朋友家借来急用的。

基督徒的祈祷不是如同打电话，人在电话的这端，对在另一端的天主说话;不，是天主在我们内祈祷！我们通过天主而向天主祈祷。祈祷的意思是把自己放在天主内，以便天主就进入我们内。

几天之后，当时北京修院院长甄雪斌神父给陈建平神父打了电话，向其要了一些孙晓野的资料，看完资料后，便通知他5月28日来北京修院面试。

经常半夜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但是再晚，也不管电话里讲的是什么，我都会有耐心地认真听，跟他们聊，为他们开导。到2006年，进德关爱的艾滋病家庭达到40多户。

在电话采访中，崔淑引姊妹告诉笔者：“在福传时，郭元璋用‘心’感化人，以爱见证福音。他见人就笑，亲切问候，与人握手，这种发自内心示意友好的微笑让人倍感亲切。

关键时刻真的用上了，弟弟当时就撒腿追车，车不敢走大路，在一条小路转弯处减了速，于是弟弟记下了车牌号，马上给大姐打了电话。

这些圣堂划分为六个总铎区（圣堂的地址、电话，见附四）。上海教区现有神父70多人，大部分是由佘山修院毕业（神父名单见附一，根据2004年的统计）。

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预感到我那最可敬的傅铁山主教真的要走完他生命的最后里程了，匆匆赶到医院作最后的握别。傅主教已重度昏迷。病床边几位护士正紧张地采取各种医疗措施，做最后的挽留。

曾荫权说：“在那段危急日子里，中央没有下达文件与电话指示，中央领导那么放心让港人来应对危机，实在显示了国家领导人对特区政府班子的信心和实行‘港人治港’的坚决。对此，我不能不写一个‘服’字。”

国内得到消息的神父以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通过电话和网络表达了他们对她的关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