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送稿之前，我打电话把这篇文章读给史蒂文听，他说：“枢机主教，您是一位好作家，发表它。”那天晚上，我们飞回到芝加哥时，多纳休神父和我都感到了心灵的光辉，这是那天下午的恩宠笼罩在修和圣事里的结果。

若联系到今天中国教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圣召危机的问题，那么，有关平信徒在教会中的作用问题，源自他们司祭职所可能带来的新观念，就是一篇大的文章，是大可做一番的。

文章的重点是将西南地区嫁入KSB乡村的“外来媳妇”（部分）作为研究对象，以跨区域婚姻为切入点，对外来媳妇“告别伤痛”的经历进行分析，希望本项调查对于当代中国天主教历史研究有所补益。

非常感谢Mitrophan的回复，所回的帖文很有神学水平，与那些灌水的文章迥然不同。

第二，我们现在的儿童问题这么多困境儿童，这么多现象，它也是一种历史阶段，我们的儿童虐待，包括一些西方的概念，我们在今年以前很少出现，媒体也很少提，学者的文章也很少提，我们今年每个人都能深切感受到我们每时每刻每天都会出现很多儿童虐待

我知道他喜欢看书，我就拿了本教会的杂志《圣爱》送给他，里面有很多好的文章。后来他托另一位教友把书还给我了，里面夹着洗照片的钱。看到后，我心里很是不安，想把钱还给他，我想他肯定是不接受的。

他的文章气势磅礴，书法效东坡和南宫，为人喜爱。15岁时跟着他哥哥韩云到江南昆山，太仓等地游历，与当地的名人傅东渤、文太青两先生结为知交，黄道周、马世奇等著名人士也对他很推崇。韩霖由是而驰名江东。

我把我担任总主教期间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整理成了一本书。其中有一封我写的关于世俗性和神职主义的信。圣依纳爵让我们祈求恩典，不要有世俗的精神。

重读10年前的这篇文章，为今日的地方教会及中梵关系可能仍有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督教掀起的基督教热多兴起于农村，学术界最早探讨中国基督教现状的文章也是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这种关注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基督教现状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的重点。